编者按：5月30日下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名誉主席、前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教授应邀做客上海社科院第103期新智库论坛，作了“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的专题演讲。演讲结束后，与会学者对演讲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本刊特摘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每次来中国不但对这里的经济快速发展印象深刻，也对这里的经济政策实力感到很敬佩。同时，我认为欧洲的情况、美洲的情况，都可以对亚洲国家有所借鉴，反之，欧洲和美国也可以从亚洲国家获得借鉴。
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一个季度接着一个季度。我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信念：欧元的诞生是一个错误。几十年过去了，欧洲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而引进单一货币的结果是降低了利率，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国家利率，结果导致了一些很错误的决策。现在欧元区的政府面临的利率比以前更低，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借更多债提高社会福利计划等等，而家庭以为利率比较低，他们更多借钱做房地产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台不断高筑，2010年的时候危机终于在欧元区爆发了。
我认为柏林、布鲁塞尔的政治领导者，真的对这次危机管理不善。他们有一个三方面的战略：第一步要有一个财政的协议，这个协议会要求每个成员国降低自己的赤字，降低到不超过GDP的3%，而且还降低政府的债务，要求不超过GDP的60%；第二步要有一个银行业的联盟；第三步是转移联盟。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蓝图，但是并没有落到实处。
美国的情况稍微好一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美国虽然也有低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但是实质上它还在正增长。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增速略低于2%，这是实际GDP，去年1.45%，今年年初经济增长稍微强劲一点，变成了2.5%。如果我们有实际的GDP增长率超过2%，我们就幸运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美国经济今年还是有一些正面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正面现象就是房产价格的上升。另外一个正面现象是股市的快速上涨使得家庭财富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信心更强，他们觉得可以有更多钱进行花费，这样真正拉高了消费支出。
但是美国经济还有许多负面现象。比如，居民收入还是非常薄弱，失业率达到7.5%。如果算上就业不足和完全失业的，总的比率占到了劳动人群的15%。
关于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的立场就是我们还会每个月继续买进850亿美元的中长期债券，每年大概就是1万亿左右，但是他们不会设定一个最后期限，以前还会设定最后期限，但是现在没有最后期限了，他们没有任何什么时候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计划，这也导致市场一片混乱。
王战（上海社科院院长）：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还越来越敏感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经营、悉心维护。我们希望在未来10年内，中美两国的合作有个质的发展。4月份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来访时，我曾有个观点，中美两国应该在新能源技术合作上加强交流，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环境，即如何打造环境友好型世界。因为历史上，美国曾经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现在则是中国。中美两个大国有责任、有义务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我本人的态度是乐观的。我们希望美国经济能尽快好起来，这样对中国经济也有利，否则中国经济要保持7.5%的增速也很累。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现在美国经济谈不上危机，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很低。我们可以通过和欧洲对比来看看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的经济毕竟是正增长，不像欧洲已经多年负增长。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经济基本面要比欧洲好得多，美国人口在不断扩大，而欧洲的人口在萎缩；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创业精神，我们在欧洲没有看到这种精神；美国有一套金融体系，能够支持创业者以及创业活动，而且美国有强大的研究力量，有很多研究型大学，能够为美国的技术发展以及创业推动尽力。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经济将会恢复到正常的好的轨道。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
谈到长期发展，中国也有很多优势，中国的人口仍在持续增加，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的研究能力也在不断壮大。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些都是转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像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危机是一种现象。在您看来，未来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实现经济的真正实质性的增长？其次，我们看到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在未来政策当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之所以有危机，是因为有过多的风险，因为我们对有风险资产的价格定价不足，而且也因为各种各样的投资者都愿意承担风险，愿意借钱来承担风险，不管是次贷的房产业主还是向他们放贷的银行，以及那些持有了低级别的债券和新兴市场的债券金融机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对风险估计不足，以及风险定价不足。而一旦绩效到了台面上，危机就全面地呈现出来，金融机构就陷入了困局。所以美国的银行在他们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记录了很多损失，也不太愿意相互借款或者是借给商业的借款人，于是经济就崩溃了。美联储那时候做对了，它更关注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帮助各个机构，如银行和基金，解除困难。因为这是金融危机的源头。
如何走出危机呢？传统的货币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很有限，因为经济的下滑不是由高利率引起的，因此也不能由降低利率来得到治愈。中国应对非常好，比其他国家应对得都好。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中国政府本来就有很稳健的资产负债平衡表。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现在在中国几乎人人都在讨论存款保险。随着利率的市场化要搞存款保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应采取的正确的步骤？我理解美国的存款保险是在1934年采用的，您能不能对此做一些评论？因为在我看来存款保险无法防止任何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许创造出了道德风险。
马丁·费尔德斯坦：你说得很对，的的确确可以保护储户，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机构的风险，接受存款的机构的风险。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储蓄保护协会诞生了。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个人的储户是应该得到保护。在美国如果每个账户的金额是10万，一个三口之家就有30万的保险，这是一个个人的保护。但是在中国、俄罗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同样的措施，比如说由个人承担10%的亏损风险，这样个人有激励机制来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另外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公民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银行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有一个从众心理，一般情况下找大银行存款。但这样会影响到地方银行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找到权衡点。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最近日本政府一再对市场出手干预，以前美国都不太满意，但是最近好像都置之不理了，为什么会这样？您对日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会跟美国的货币政策一样有效？
马丁·费尔德斯坦：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日本的政策持一种善意的态度？我也不知道，这个很奇怪，只要中国调整1%，大家都很激动，但是日本调整27%，好像都不是很关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日本量化宽松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政策？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尝试。日本的财政债务非常高，大概是GDP的200%，但是日本国债10年期的利率是0.5%，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了，怎么可能达成均衡的状态？日本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买外国的国债和欧元的国债等等。日本一直在经历通缩，物价非常低，1%、0.5%利息是名义上，实际比这个更低。最近日元比较强劲，所以美元买欧元，但是可能会导致利率方面的获利减少，所以欧元、美元实际的汇率调整后的回报大概是2%多一点，现在日本人宣布说他们的通胀率是2%，一个就是日元维持在当前水平，另外一个措施就是继续下滑。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买日本国债，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获得通缩的溢价，可能会反而买欧元或者美元的债券了，所以日本央行的行长就说，这个利率上升是可以的，只要经济是强劲的，他的意思就是利率会上升的，只是说央行不希望太快上升。他们会采取措施阻止利率上升，但是利率是会上升的，所以他们希望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能够控制利率。但是日本的实际利率即使上升0.5%，也不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日本现在的措施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来源：《文汇报》 201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