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威慑，谁也不能战胜谁。”25日，在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研讨会暨《国际关系研究》发刊式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如此解读新形势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特点。
具体而言，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世界上力量、权力和财富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大背景下，对“大国”的界定，要具备层次感，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指中美关系，还包括中国与德法英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对大国关系的理解，应超越“竞争与合作”的二元视角，学会适度“妥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做好危机处理的“顶层设计”。
在“离不开又打不赢”的状态下，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如何寻求与其他大国的相处之道？全国多位知名学者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
“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将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和最大难点。”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指出，当前中美两国实力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也恐将继续延续这一态势。对此，黄仁伟则强调，“相互妥协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他指出，新兴大国关系要研究大国的利益怎么渗透到对方去。“光讲利益共同体是不够的，要研究利益渗透到对方的路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在中美关系的实践中尤其需注意两点。一是将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与国际格局的转型密切联系起来。在现有国际格局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及时、渐进地传递中国声音，避免战略误判。二是，高度重视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中美经贸合作曾经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剂良药，但在经贸摩擦日益增多的现状下这种缓冲作用在减弱，“学会妥协，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认为，除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也应该被纳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范畴。他指出，处理中日关系一直被置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但日本近来出现了从“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到“日本战略下的日美同盟”的新战略转换动向，处理对日关系应有新思维。具体而言，要提高认知水平，对日本的理解不能“一刀切”，在尊重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注重对国家利益的正确判断；积累合作实践的惯性，比如建立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和拓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则指出，处理中日关系既要善于妥协也要善于斗争，善于争取日本国内和平力量与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支持，需与中国总体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构建新型中俄关系上，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指出，中俄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后仍需坚持四个“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此外，需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合作，让“邻居”切实感受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理性看到俄罗斯国内对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同声音，强化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性。
来源：《文汇报》 201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