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转型和定型中的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
展望未来10年的中国，我觉得将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就中国内部发展而言，可能会在两大主题的交织当中前行，即“转型”和“定型”。“转型”意味着将告别原有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增长方式。特别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效益追求、有效管理等新的要素，将逐渐取代原来的
投入、重化工业主导、生态过渡耗费等要素，推动中国走向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的高端。这场转型的意义从某种角度讲，丝毫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定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逐渐在道路、理念、制度、战略这些层面上趋于成熟和完备，而确定自身的基本形态和框架。与此同时，预计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主要基调，可能围绕两个概念主题——“新兴”和“新型”来展开。所谓“新兴”就是中国作为上升中的新兴经济体，它逐渐会发育成为新兴的政治、经济的综合体，与世界上其他新兴力量构成一个新的力量群体，作用于整个世界；所谓“新型”，就是指中国将谋求在国际事务当中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从而推动国际格局的改良。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未来大国竞争更看重高边疆领域
未来10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应当有新的超越和更大的追求。过去30年，中国对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适应；现在到了需要有中国的声音和视角，有中国引导和影响的阶段。如：在东亚这个中国利益最直接相关的地区，如何建立起一个有中国引导力的新兴东亚国际体系。要真正在全球高地上发挥角色作用，首先是在本地区。很难想象在地区一团糟，周边国家跟你吵闹不休的时候，影响如何扩大。这方面需要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和杠杆，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破局。中国在新时期应该努力建构中国需要的、周边国家可以接受的、大国比较放心的新亚太和新亚洲。目前，日本提出了所谓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李光耀提到了东亚价值观，中国提出和贡献了怎样的话语体系和实际政策呢？同时，还要关注高边疆领域。中国过去一向以陆地大国黄土文明为依托，如陆军在军队中拥有主导地位。但是新时期大国竞争，更重要的是在高边疆领域发挥作用，比如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因此，在高边疆领域中国如何站住脚跟？甚至拿到话语权？这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吴建民（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中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两股不同的时代潮流正在较量：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代表着未来，经济相互依存和应对共同的全球性挑战支撑这一潮流；冷战对抗斗争的潮流——代表着倒退，支撑对抗冲突潮流的深层次因素是利益集团企图从世界的对抗冲突中获得受益。而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关于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观点正在世界上得到响应，白皮书的观点应该大书特书。中国需要一个全球战略，因为：第一，中国同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第二，中国已经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第三，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在上升；第四，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心、忧虑、恐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怕你就是要防你，这需要全球战略来应对化解。中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立意是很高的：即不是建立一个中国统治的世界，而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21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是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发展势头一旦中断，中国的任何国家利益就无从谈起了。
秦亚青（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在国际体系层面会面临制度性挑战
秩序是依靠制度维持的，从某种意义上，规则决定秩序，制度决定秩序。但是实际上现行国际制度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1、现行国际制度主要管理国家间的关系，现在却涌现出这么多全球性问题；现行国际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此设计的，应用起来局限性很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全球性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有些越来越严重，以至世界乱向丛生。2、西方规定和实施的现行制度没有考虑到新兴发展大国实际条件的需求，以新兴国家群发展起来后暴露了这个制度极大的局限性，所以目前很难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达成协议。3、现行制度主要根据西方历史经验和思想形成，而新进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必然把自身经验和理念带入国际舞台。未来10年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制度改革和规则再设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制度性挑战方面必然是首当其冲。理想的秩序应该是可以容纳中国、美国和所有其他多元多边的秩序，而不单纯是美国主导秩序，但怎样设计这样的秩序？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影响的一个重大挑战。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战略机遇依然大于战略挑战
中国今后更多的是战略挑战还是战略机遇？现在大部分观点是倾向于战略挑战，我认为中国还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过去30年的战略机遇从哪里来？可以分成三类：1、对手或者是某个大国、地区出现严重危机，别人的严重危机成了机遇。如苏联解体、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2、制度和体制的重大突破，如1992年起实施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等，中国内部体制突破带来的机遇。3、偶发性事件。如湄公河凶杀案、利比亚撤桥等。今后10年，这三类机遇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发现并抓住这些机遇、利用这些机遇使之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欧债危机一旦恶化导致欧盟危机，世界结构性权力转移肯定要发生。这个机遇非常大，不小于苏联解体。如果欧盟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对中国还是机遇。如果美元大贬值，对中国经济挑战巨大，但同时绝对是机遇，人民币必然要变成世界货币。此外，中国目前存在一大堆体制问题，任何一个问题在体制上做出的调整都会是机遇；其中外交战略协调机制如果解决或者实现重大改善，对中国战略绝对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