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后，饭店和城市一样恢复了常态，某日起我和朋友们也恢复了在市区的聚餐。20：30，穿旗袍的姑娘到包间来告诉我们——厨房将“关火”；20分钟之后，姑娘又说21：00她将“准时下班”。不习惯被如此“告知”的美食家们很郁闷，同桌的我却突然意识到——90后来了；而且90后蓝领更早一步影响我们。我没有马上离开，和饭店老板作了番用工制度的交流。我得知除了服务员薪水有明显提高外，还增加了“准时下班”和“可以拒绝加班”的“员工保护”条款；而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用工周期，否则一走就是一大批短工，饭店也就没法开了。
工会从业人员，一定会为这样的条款叫好；社会学家也称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追求、更有个性。“新生代农民工”是个新概念，2010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提法。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构成就是80后和90后，2011年底全国妇联曾经有过一个调查结论——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比例达58.4%，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除了个性强、权益意识明确，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个被广泛议论的特点就是“打短工”现象突出；而饭店业、家政业、制衣业等就是非常典型的城市行业代表。
清华大学一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短工化”就业趋势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普遍。该报告说：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报告还发现，“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如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我接触的90后农民工因此还认为——“这是他们这一代的自由”。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作、到处“打短工”的现象，究竟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认为“这一代的自由”，不仅仅是90后农民工理所当然的权益，还是他们的父辈60后那一代辛勤积累的必然。在我看来，60后农民工是了不起的脊梁一代；既建设了他乡城市，又反脯了故乡农村。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起早摸黑和省吃俭用，就不会有90后农民工完整接受基础教育的从容。90后农民工很多生长在准城市或者非农环境里，据说已经是回不了农村、务不了农活的一代。“回不了农村”就得融入城市，而“融入城市”的第一步就是要融入劳务市场。
其次，“打短工”现象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个性解放”和所谓的“大开眼界”，在这个现象的背后蕴藏着90后农民工同时缺乏熟练技术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双重困境。技术、勤劳、勇敢，是农民工积累财富的必备品质。没有技术和勤劳这两大品质，光凭“勇敢地频繁跳槽”和“蓝领衣衫下跳动着一颗白领的心”，就是“穷人的孩子”也无法“早当家”的。何况，成熟的劳务市场应该有助于城市有效运转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劳务市场更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随意率性的“打短工”，也不利于90后农民工成长为城市的新兴产业工人。
第三，“打短工”现象如果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管理和成本方面难以承受的经营压力，本身也将成为一种“短期现象”。如饭店为了将服务员“短工”留成“合同长工”，就必须加薪和提升其他福利。在行业生产力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前提下，加薪等行为等于是在鼓励“未富先骄”，这和“未富先奢”一样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一旦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通过提高产品售价如菜肴价格上涨来消化用工成本，经营者必然会选择关闭企业而导致劳动力短缺问题出现社会性的缓解。所以，真正的就业质量是来自于高素质的技能培训和稳定性的劳务工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