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的元宵节过了，农民工也大规模地回城了；城乡信息交流又有了新的话题。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遇到不少包工头、发包方和农民工；乘着城市的工期和工忙还未全面展开时，我们抓紧交流着各自的民生心得，哪怕是老话题也总能谈出点新内容。今年的话题聚焦在“劳务中介”上，这是劳资关系的新情况。
真实的案例是这样的：年前，某市某法庭出现了七十多名讨要劳务费的农民工，他们来自离法庭
当地政府说要“依法办事”，涉事农民工也有了“维权意识”。那么，法庭是怎么判决的呢？法庭当天即成立了农民工劳务费清收工作小组，启动调解机制。在审查相关材料时，法庭发现发包方尚有25万元工程款质量保证金未付，便提出用这笔资金作为先行解决109名农民工返乡回家过年费用的化解方案，于是双方在某日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执行日，发包方称全部款项要在次日才能到位，返乡心切的农民工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为了让农民工兄弟顺利返乡，法庭干警们最后从家中和亲友那里筹集了25万元分发给农民工返乡。为表达感激之情，农民工兄弟在踏上回家过年的火车之前，将一份饱含真情实意的表扬信贴到了法庭。
不少和我交流看法的人对这个案例的结果感到“很温馨”，我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首先，这样的“调解”模糊了法律责任主体，“试图”让已经履约的发包方（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次，追责“失范”；对“跑路者”劳务中介没有任何判决和实际追究行动。第三，鼓励了今后类似案例中的农民工可以无视合同条款或不签劳务合同，而在“道义”、“亲情”上“逼迫”无直接责任的政府和法庭。最后，当地法庭干警的举措虽然“感人”，但决无“可持续”的可能。
也有学者和我谈起“劳务中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能否让农民工直接面对劳务市场？我觉得不仅现阶段，就是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内，“劳务中介”还会继续存在，关键要素是对劳务中介的资质认定、信息锁定和司法补救。具体而言，就是每一个劳务输出大县的政府社保部门或劳动服务职能机构，必须拥有劳务中介及其责任人的完整信息；在资质认定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相关比例收取、封存“劳务”保障金于“独立账户”；一旦发生“劳务中介”跑路的情况，除启动刑事程序外，由法庭和职能部门启用“独立账户”内的保障金进行劳务支付，这才是法制意义上的“司法补救”。同样道理，发达国家还普遍对雇佣单位收取一定比例的“工资保障金”，专门用于直接劳资关系条件下的“司法补救”。如新加坡法律就规定：雇主按照1.5%的工资比例交纳职工“工资保障金”；而独立账户的存在和运营，就是发生企业或雇主破产的情况，也能保障职工工资权益。
所以，在新加坡是没有法庭向原告捐款的新闻发生的。说到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部门以及法庭等国家机器追求的应该是“规则”而非“感动”。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高为农民工讨薪的法制水平。除了源头上进行治理外，在过程中还要积极推进对中介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监管与惩治。同时，对我们服务的终端——农民工，一方面要让其高高兴兴回家、体面欢乐过年，另一方面也要在过年之后对其进行必要的普法教育、明确合同主体意识。否则，不但“努力建设法制社会”是句空话，就是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根本性治理也会变得遥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