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是就业之基、财富之母，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各地政府也都极为重视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通常，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一国或某地区企业总数的比例往往要高达80%以上。然而，中小企业获得的年度贷款余额通常却不超过20%。也就是说，专业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对于贷款发放的“爱富嫌贫”、“尊大鄙小”，亦是一种带有“经营文化烙印”的行业惯例。而且，在宏观经济景气看好时，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还比较稳定，被称为“锦上添花”；一旦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导致银根收紧时，在企业发展资金的流动性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
为了防止经济波动时期金融行业对中小企业“釜底抽薪”般的习惯性冲动，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各地政府想了不少办法、进行了多项试验，如成立政策性银行、在政府部门设立担保机构、对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额度考核、公共财政注资商业银行并谋取贷款流向投票权，等等。几番试验下来，经营效果一般，没有什么奇迹发生。说到底，类似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思路，并不能遏制银行业本身追逐高额利润的原始目标；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社会负责，几乎是西方银行界的铁律。而在亚洲，由于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实体机构本身也是在国际化竞争的激烈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对“丛林法则”已有反思；同时，由于互济互助、相濡以沫等东方文化的影响，金融界相对容易接受对中小企业“雪中送炭”的概念。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主张对中小企业给予积极的金融关怀，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亚洲是就业人口以及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事实上，无论是中小企业的生存，还是个人、个体等“微经济”的发展，都有助于改善就业状态和脱贫事业，同时也都离不开金融界特别是“微型金融”力量的支持。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先生的探索。尤努斯先生所在的孟加拉国，人均GDP只有400美元，是世界银行标准体系下公认的穷国，没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商业银行前去光顾。尤努斯开创了一种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模式，不仅证明了穷人是有信用的，还告诉世人，银行做穷人的生意也可以赚钱。
记载显示：1976年，尤努斯成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他的首笔贷款就是将27美元贷给42位农妇。之后，在西方银行界的讥讽声和当地新闻界的怀疑中，他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贷款模式；而30年后的格莱珉银行不仅没倒闭，反而一天天发展壮大。到了2006年，也就是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一年，格莱珉银行已发展为拥有贷款者总数380万、1277个分行、遍布孟加拉国46620个村庄、累计发放贷款额44.6亿美元的“专业扶贫”金融机构。
无独有偶，在曾经追求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新加坡，也已经开启了金融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行动。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0美元，它在启动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更能超越“穷人银行家”的层次；同时，这种选择也能够促进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半岛电竞官方网站首页下载安卓
极其有限的、与上海极为相似的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属于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对欧美以及周边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外贸总额是GDP的三倍。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所受冲击不大。但在最近一轮的全球经济放缓和国际市场电子产品需求下降的冲击下，新加坡经济一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挑战。为刺激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爬坡的战略规划，全面检讨新加坡经济发展策略，大力弘扬创业文化，积极与日、美等国签定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的中小企业信贷局还设立了中央数据库，存入与中小企业有关的信贷数据，从而帮助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作出更好的评估，其宗旨就是为了让中小企业更容易的获得银行贷款。另外新加坡还有一个叫作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的部门（简称标新局），作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融资能力和管理能力，并且在技术创新以及开拓新市场等方面给予各种培训服务，从而增强中小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根据市场小额信贷需求和中小企业业务经营的实际，新加坡还总结出一套微型金融服务的基本规则。如：首先用“终端对终端”的IT技术体系解决一般银行界最头痛的信用甄别，解决个体工商户没有而一般金融机构又比较依赖的财务报表和担保品。其次有一套“客户经理社区化”的预警机制，每个客户经理的业务范围控制在
新加坡的上述拓展微型金融服务的经验，是值得谋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加以借鉴的。显然，对于关注民间创新和社会基层经济活力的金融力量，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其正面积极效应；而这也并不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品位。（作者分别为：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