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幼儿园校车交通事故，近期引起全社会哀痛和反思。经调查，罹难者多为农村留守儿童。救治伤亡儿童和抚慰罹难者家庭自是首要任务，开展校车安全专项督察亦迫在眉睫。但是，农村地区屡发“校车之殇”，其实仅仅是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它值得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因为，这个社会亏欠广大留守儿童的，远不止一辆撞不烂的校车。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为4000多万。由于缺少城市镁光灯的聚焦，留守儿童是一个易被忽视的群体。
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存隐忧：一是安全问题常发。以这次事故为例，除相关部门管理失位、校车性能不佳、司机个人因素等之外，容易被忽视的是：为什么家长默许孩子乘坐严重超载的校车而不是亲自去幼儿园接送？其实这正是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无奈之举。当前，留守儿童监护人主要是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上学路途遥远、父亲监护的缺失，监护人往往难以独立接送孩子往返学校。除此之外，留守儿童被火烧、被水烫、溺水、交通意外、被殴打、被拐卖、被侵害等事件常见于媒体报道。二是身心发展隐患。儿童早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其身体、心理、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父母监护的缺失容易对留守儿童的情绪情感、个性性格、道德意识、行为习惯与社会交往等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不少调查还显示，一些留守儿童存在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不佳、抵抗力弱等健康问题。三是学业问题突出。由于缺乏监管或者监管教育方法不当，不少留守儿童存在学习动力不足、自制意识薄弱、辍学率高等问题，加上实际监护人缺乏辅导孩子学业的能力，不能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对他们的学业进步带来诸多不利。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留守儿童，如何能不再一次输在起跑线上？
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监护的缺失。父母监护的缺失导致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三者之间关系的失调，难以实现教育的最优化发展。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政策措施鼓励并引导农民工带子女随迁进城生活和教育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策略。笔者主张：城市公共政策方面也可实施配套的支持性政策。如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支持的对象。当前农民工不愿意子女随迁进城生活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生活成本高、自身居住条件差，难以给予孩子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政府可通过增加投入、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建设一批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廉租专用房，为已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居住保障，使农民工能与子女能在城市共同生活。同时，还有必要落实教育“同城待遇”制度。城市应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加强对接受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就业稳定、有相对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则允许其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并确保在学杂费、学习评价、奖惩制度等方面享受与本地户籍学生的同等待遇。此外，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须作出进一步努力。如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改善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工作与社会保障际遇；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到中小城市（城镇）发展，压缩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亲子沟通的空间距离；等等。
与此同时，对于选择继续留守农村生活的儿童，亦可进行多方面努力。
如首先，可以考虑建立“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健全留守儿童监护体系。各省、市、县、乡（镇）都要建立“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建立留守儿童情况监测机构和制定留守儿童监测制度，全面、动态地把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利用大众媒体广泛、深入地开展报道和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人士对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权利的关心和呵护。开展“代理家长”、“爱心妈妈”、“为留守儿童献爱心”等系列结对帮扶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弥补了其缺失的亲情依恋。
其次，谋求建立健全中小学留守儿童寄宿优先制度，为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农村寄宿制学校可为留守儿童提供相对安全、和谐的课后生活、学习环境。与此同时，在学校配备必要的生活老师，增设针对留守儿童实际的心理教育和生活指导课程，使其得到学习、生活、心理健康、情感交流上的关怀和帮助。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爱心捐献等手段，补贴学校解决好学生食宿、校车等问题，为留守儿童创造舒适、快乐、健康的学校环境。
第三，积极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尽可能留下夫妻一方在家照料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并与孩子经常保持联系、沟通感情，经常与老师和实际监护人进行交流。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利用农闲和传统节日举办家长学校，以提高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支持社会组织利用寒暑假、国家法定假日搭建留守儿童进城探望父母的平台，在促进亲情沟通的同时也教育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总而言之，亟需以此次校车事故为契机，推动全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