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神话：悟空》热潮的带动下，山西文旅火爆出圈、热度不减。根据山西省文旅厅发布的信息，大同、忻州、朔州等地中秋小长假期间的旅游订单增长明显，中秋期间山西古建门票收入一半来自年轻人。据预计，今年“十一”假期，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文旅火爆的背后，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通过虚拟与实景“联动”带来全新文旅体验之外，游戏所依托的数字技术，对古建文物的修复、保存与利用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虚拟修复，还原“真面貌”
游客都会去打卡云冈石窟第20窟最为著名的露天大佛，其依照北魏开国皇帝的形象雕刻而成。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云冈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早在2021—2022年就利用技术绘制出了佛像完整的复原图。技术人员利用三维建模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根据第20窟清理出的残片的形状和纹理信息，复原了这些残片在9米高的佛像上所处的原位置，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示，绘制出佛像整体的复原图。有了复原图，今后才有可能据此进行实际的修复。这体现了这个时代文物保护走上虚实结合之道的趋势与价值。
通过数字化让文物恢复当初的“真面貌”，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愿望。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计划，号召将全世界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永久性的数字化存储和记忆。即便以此为起点，文物数字化也已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从最初手动录入的文字信息（如敦煌经卷），到图文结合、高清扫描，再到标准化的三维建模数据，越来越多的文物 进入了“虚拟”的领域。甚至那些过去认为难以拼合的残损文物碎片，也成为文物数字化的重要对象。
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针对汉字竹简、古埃及象形文字残片的机器译读，还是面向书画图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修复或能够进行自动化拼接的机器人，文物数字化的前沿技术已将主要应用场景从展示前移到文物的发掘和修复等各个环节。这些技术的发展为文物的虚拟修复提供了日新月异的可能性，而三维点云聚簇、分割等传统算法的更新换代也正助力文物数字化的速度和精度不断提高。
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文博考古等专业也开始深入探究前沿计算机技术在文物虚拟修复方面的前景和潜力。比如，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合作，在“文物与科技”课程中加入了人工智能要素。这是继2023年复旦大学“书画数字化生成应用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名单后，“人工智能+文物”跨学科合作的又一落地案例。又如，今年2月，有学生研究人员根据从文物上扫描得到的光谱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从一卷2000多年前因维苏威火山喷发而被炭化并掩埋的纸莎草卷轴上，复原出其中所记载的文字内容。
平衡需求，提供新可能
文物数字化是平衡文物保护与研究、参观需求的重要方式。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因年代久远而脆弱不堪，直接展示可能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而传统的保护措施往往让人很难看清文物的原貌。如今，基于数字摄影测绘、三维扫描技术，并综合应用遥感、地理信息、定位系统、环境感知等多种信息，虚拟展示能尽最大可能还原与文物近距离接触的直觉感受，让人近距离看到文物的全貌；同时，它还能在不直接接触文物的情况下让人与文物的形象互动，既有效地保护了文物，又提供了人与文物交互的可能性。
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期已延续至2025年8月，观众不仅能近距离接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展出的埃及文物，还能借助虚拟现实（VR）展览“走进”金字塔内部一探究竟。尽管，《消失的法老》这个VR体验产品已是二度来沪，但仍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体验。出品方数据显示，问世两年多来，《消失的法老》以其互动性和趣味性吸引了超过20万人前来体验。
而在莫高窟景区内的数字敦煌沉浸展馆，游客能够体验到更有本土气息、更接近原样实貌，同时也更有艺术想象的“寻境敦煌”沉浸式展览。该展运用最新的三维建模技术和游戏引擎渲染，实现了对“285窟”的等比例立体还原，辅以敦煌题材的动画作品，令游客置身于壁画的想象世界中。为满足游客拍照留念的习惯，馆方还为游客提供了真人与虚拟场景融合的“打卡视频”，让虚拟体验同样可见可保存。
《消失的法老》是技术和创意团队在埃及学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应用“吉萨计划”发布的文物数据进行艺术加工后的产物，其背后是科研和艺术收藏机构20多年来对相关文物资料全方位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保存。“寻境敦煌”背后的历史实则更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就展开了文物数字化的尝试，这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居于前列。
如今，文物数字化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一部分，针对可移动的器物和不可移动的石窟、建筑等不同文物类型，数字化采集、加工、质量评价等标准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制定。更多可互动的文物必将走进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在虚拟场景中走进器物与建筑所反映的古人的生活，感知历史遗迹之上曾经鲜活的日常。
数据资产，推动再创作
文物数字化向人们展示了虚实结合的独特魅力，通过建立文物实体的数字化模型、图像，信息的传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文物的移动，为公开展示和专业研究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云冈石窟基于文物数据进行分体3D打印和积木式安装，使不可移动的超大体量文物走向世界舞台；在《消失的法老》引进之后，“奇遇三星堆”等国产文物主题虚拟现实探险展览也粉墨登场，为把文化遗产带到大众身边做出了有益尝试。
数字化使文物可以完成跨时空、跨媒介的漫长旅途，数字媒介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体验和解读方式。然而，作为特定时空中的物质存在，文物也有其庄严而无法复制的一面，在数字环境中这种完整性和独特性正受到挑战。有学者指出，数字化之后的“新遗产”缺乏丰厚的历史维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数字媒介传播特征的影响，如再现性、译码性、可变性等。
文物数字化不仅事关文物形象的保存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同样也是社会层面“媒介迁移”的投影，改变了人们体验和解读文物的方式。相关再现技术的快速更新又带来数据维护的新难题：20年前制作的文物数据或程序，可能已不再受最新软硬件系统的支持。
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地方的实践案例提供了新的思路。今年，湖南博物院对文物数据库进行IP化运作。这表明文物数字化在面向公众时并不只有“数字再现”一条路可走，而是可以集结成数据资产，通过授权运营和IP开发等方式，为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经济动力。更为关键的是，除面向本地高校、企业开放免费授权外，湖南博物院还与多个艺术创作团体签约，为马王堆出土文物探索“数据库、二次创作、应用传播”相结合的活化利用路径。借助文艺创作，文物之“神”得以摆脱具体的形象而在数字媒介上获得具有表现力的新生，不再受“再现”的限制。这既可体现数字媒介的特性，又能使文物得到传播，并带动文物主题下的文旅发展。
当然，基于数据资产展开文物主题创作，对艺术创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一方面，需要了解关于文物的专业解读，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另一方面，需要能贴近一般大众的认知水平，为文物意象在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中赋予新的意蕴。这就要求文物意象的表达回归生活体验，寻求古今共鸣，将“历史故事”与“当代故事”合为一体。只有当人们能够从对文物的“再创作”中把握到它们如何与自己有关时，文物才能真正作为文化的遗产得以传承、作为集体记忆的见证得以存续。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4-09-26
作者：朱恬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