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训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钱氏家训”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钱氏家训”是指自武肃王钱镠以来历代各支钱氏家教文化的文字提炼，代表性文本是《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文选《钱氏家训》，其核心价值是“善事国家、孝悌睦家、治生安民、崇文尚学、重德修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在当代进一步传承好“钱氏家训”指明了方向。
“钱氏家训”的历史起源
提到“钱氏家训”，《武肃王遗训》是绕不开的关键词。“遗训”的核心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善事国家、孝悌睦家和治生安民三个方面。
善事国家是回应了朝廷（国家）对统一的追求。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即由盛转衰，黄巢起义又给其致命一击。由于平定董昌僭越有功，唐昭宗于乾宁四年（897年）赐金书铁券给钱镠。907年，朱温灭唐，遣使册封其为吴越王时，钱镠也欣然接受。钱镠从臣服中原王朝中也获得巨大的利益，在政治上实现“合纵连横，对抗淮南”，保一方平安；在经济上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贸易，获得丰厚经济收益；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促进本国文化繁荣。因此，他告诫子孙：“心存忠孝，爱兵恤民。”“予志佐九州，誓匡王室，依吾法则，世代可受光荣；如违吾理，一朝兴亡不定。”
孝悌睦家是回应五代乱局下保族全民的压力。孝悌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五代虽然只有50多年，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无如天方降祸，霸主频生”，弑君、杀父、兄弟阋墙等惨剧层出不穷，人伦秩序被破坏殆尽，在《武肃王八训》中提到的江西钟氏、河中王氏、幽州刘氏等，“皆兄弟不顺不从，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遂皆绝种”。这些破家灭族之人，其子女数远远少于钱镠，吴越国更经不起兄弟阋墙的折腾。所以遗训特别强调：“兄弟如手足，手足断难再续。”
治生安民是回应吴越国国内发展生产的需求。在吴越国之前，浙江经济并不发达。钱镠略有两浙之地后，通过治理钱塘江水患确保杭州城安全；通过凿井99口改善杭州居民用水，提高城市生活舒适度；通过修建圩田和船闸并设立撩浅军，解决了太湖流域的水患问题，农业亩产达到北方的2倍以上；通过变革城市管理体制，提升商品经济的活力。经三世五王治理，国内社会安定，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苏轼语），打下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经济基础，开启了长三角繁荣之门。因此《武肃王遗训》特别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要求子孙“莫爱财无厌征收”。
《武肃王遗训》开启了钱氏家训的先河。从表面上看它是国王对继承人的谆谆告诫，与一般百姓家训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实则非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家族”是小“国”，“国家”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上面三个方面具体到家族而言，善事国家、孝悌睦家、治生安民等仍然是宗族所需倡导的。
“钱氏家训”的发展脉络
《武肃王遗训》自成文始，就以回应国家（朝廷）需求为己任，这个“基因”被植入到历代的家训之中。入宋后，钱家改“以武报国”为“以文报国”，皇帝赞誉“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西湖边钱王祠（原为表忠观）在归宋100后得以建成，历代屡毁屡建。到了明清两代，钱氏家族重修族谱时，又将朱元璋圣谕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融入家训。清代因之，比如在康熙初年常州社塘《族训》中，就按照这六部分阐述家训的核心思想。另外，朝廷对于国税、劳役和兵役义务等需求，分支家训大多载入并从家训家法角度予以支持。
儒家文化一直是历代家训的核心思想，孝悌睦族、勤俭治家、崇文尚学和重德修身是后代家训中的重要内容。“遗训”在后世被进一步发展，比如“婚姻须择阀阅之家”，在北宋钱惟演修订的《谱例家规》中，在明初嵊州《正旦谕族文》里都有更明确的规定。在崇文尚学方面，《吴越备史·卷二》“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什赐于丞相将吏以下，由是往往达旦。”说明当时钱镠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子孙也颇受影响，因而成为后世钱家人才辈出的文化基因。自宋初四世钱易起，钱氏家族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仅两宋就有进士320多人。明代状元嘉兴钱士升家族、清代状元常州钱维城家族以及上海钱大昕家族都是其中的翘楚。
生产方式的变革对“钱氏家训”内容的影响很大。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形成、人口流动加速，使得传统宗族教化机制受到很大的冲击。清帝逊位后，皇权的支持力量减弱，进一步削弱传统宗族势力，宗族群体的强关系逐渐成为了弱关系，1924年应运而生的钱文选版《钱氏家训》在篇章布局上虽然维持儒家的“修齐治平”体系，但是在语言表达上更适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体现更多的劝导性而非强制性。
《钱氏家训》和《武肃王遗训》的核心价值是一脉相承的。钱文选在《钱氏家乘》凡例中指出：“王祖《八训》及《遗训》均采自《武肃集》中，其间语意大致相同，而《遗训》中‘孝亲、顺天、爱民’三大端，实为王祖保世滋大之左券，特并录之，以资世守。末附新家训以上承祖志、下示后人云尔。”《钱氏家训》第一篇个人篇主要内容是顺天，第二篇家庭篇主要内容是孝亲，第四篇国家篇主要是爱民。尤其是第三篇体现了钱氏家族的“利他意识”，是钱氏家族践行第三次分配观最早的尝试。《钱氏家训》博采众长，不仅吸收了历代家训的精华，也包括中国传统治家格言和儒释道之精华。比如第一句话“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是采自袁崇焕宗祠联。家庭篇“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采自《朱子家训》。问世后其主要内容随即被常熟钱氏、临安钱氏修入家谱之中，在长三角一带广为流传，是当代钱氏家训中最有现代价值的代表性文本。
“钱氏家训”的当代传承
适应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钱氏家训”，对家族人才辈出影响很大。“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大致描绘了其近现代人才“井喷”的状况。实际上，很难说这些名人接受了哪一支派版本“家训”的教育，但是千年以来钱氏家教文化的核心价值，经过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都在这些优秀者身上体现出来。比如“三钱”归国，就是“善事国家”训诫的真切履行。可以说，钱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既得益于江南鱼米之乡的物质基础和道德与文化传家的修养氛围，也得益于钱家家教文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钱氏宗亲传承家训文化。一是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临安加强钱王文化研究，在临安成立钱镠研究会，随后在上海、河南、浙江等地成立联络处。在此影响下各地陆续成立了钱镠研究会，据不完全统计有40多个。二是出版相关图书资料。1995年钱镇国再版其祖父所辑之《钱氏家乘》，还有不少学者出版相关《钱氏家训》解读著作，各地新修家谱都收入《钱氏家训》便于传承。三是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恭读家训仪式。2007年上海、杭州、温州钱氏宗亲在杭州钱王祠举行纪念钱镠晋封吴越王1100周年庆典，重启了重要祭祀和活动中恭读家训仪式。自此，全国各地宗亲在每年祭祖、结婚、年会等重大活动中，均恢复恭读家训传统仪式。四是多种形式宣传《钱氏家训》，比如，2015年9月，中纪委官方网站推荐《浙江临安钱氏：一代钱王 千古家训》一文。五是申请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钱王传说”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元宵钱王祭”和“清明祭钱王”分别于2009年和2023年入选浙江省级“非遗”，恭读家训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于2013年入选上海市级“非遗”，“钱氏家训家教”于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
除了上述传承方式之外，“钱氏家训”传承更多可在家庭内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进行。《说文解字》里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家长也许记不得家训的原句，但是忠孝、睦族、勉学、治生等基本价值，多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养”与“教”结合，将“钱氏家训”的核心价值，通过代际相承融入家庭教育中，即可在当代继续弘扬和发挥家训的教化功能。
来源：浙江日报,2024年8月19日
作者：钱运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氏家训家教”国家级非遗申报书执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