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特大城市超强集聚功能
这表现在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方面。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5万，已是全国特大城市，上海工人阶级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包括新型文化人在内的海量人口来到上海，其动力机制有二：一是被上海优越的发展环境与创业前景吸引而来，二是因思想激进或其他缘故为他处所不容，被驱赶到上海来。正是在这些志士仁人中，产生了酝酿、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先进分子。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与邮政通讯，为上海城市集聚提供了便利。假如没有沪杭铁路，中共一大最后的那天会议，就无法转移到嘉兴去召开。清末数千青年留学日本，大多从上海出发。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人从上海出发，到法国勤工俭学。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陈毅等，都由此与上海发生了关联，归国以后都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毛泽东虽然没有赴法留学，但他多次到上海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生。1920年5月，他来上海欢送湖南学生赴法留学。正是那一次，他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深受影响，这对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至关重要。
移民社会优化集聚质量
五湖四海的移民来到上海，所依赖的是由亲缘、地缘与业缘支撑起来的会馆公所。如此社会结构，使得上海有如一处大超市，各地移民在此设摊经营。各地在沪同乡组织，为各地来沪先进知识分子的相互联络、思想交流，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优化了集聚的内涵。陈独秀多次驻留上海，均与其在上海的安徽同乡有直接关系。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住所环龙路渔阳里2号，本是安徽同乡柏文蔚的寓所。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四人来自湖北，即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与刘仁静。这四个人在湖北本不相识，是上海这座城市把他们联结起来，使他们由同乡变为同志。1919年12月，蔡和森等人从湖南长沙来到上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抵沪以后，发现船票涨价了，原先所备经费不敷使用。时在上海的湖南籍资本家聂云台，资助800块银元解决了旅费问题。近代上海是异质性很高、流动性很大的陌生人社会，这为共产党人从事地下斗争提供了一定的方便。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地址选在东宝兴路一个地方，那里处于越界筑路地区，管理薄弱。选择这样的地方举行，为的是便于隐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机关与个人搬家更是常事，这也是上海红色遗址、旧址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华洋混处是上海移民社会另一个特点。1920年前后，上海外侨人口近3万，来自英、美、法、德、日、俄等众多国家，其中俄侨有5000人。众多的外侨，特别是有那么多俄侨生活在上海，这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在上海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华洋混处的特点，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提供了方便。陈独秀在1921年、1922年两次被租界当局逮捕，狱外的同志都是利用租界与华界法律不同，最后使其获释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恩来遭到追捕，住进礼查饭店，隐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武汉。
从自发集聚到自觉建党
如果说，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前，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是一种自发集聚，那么，中共发起组建立以后，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则是一种自觉集聚，进而发展为自觉建党。1920年6月19日前某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成立了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立即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一大以后的峥嵘岁月中，中共中央机关有126个月设在上海，举行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次中央全会。1933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以后，上海依然是中共地下党重要活动地、党的统一战线重要实践地、党的国际外宣重要实施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地、党的诸多战略物资获得地，上海依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初心之地、光荣之城”之美誉，上海实至而名归。
来源：文汇报，2024-07-10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