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时值中国革命困难重重又孕育着无穷希望的关键时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实地采访。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在这本书中，据埃德加·斯诺记载，他与毛泽东展开过长达十几个晚上的详谈。其中，论及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经历，毛泽东提到一个细节，受《民报》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鼓舞，“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
电影《出发》就选取了青年毛泽东这段看似平淡，实则对其本人乃至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经历。影片以斯诺对毛泽东的提问开场，在后者的回忆中，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和历史发生现场，展现一代革命领袖在从学堂到社会的人生重要节点，如何百折不挠地“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并立下“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宏伟志向。影片不仅填补了毛泽东传记电影早期革命生涯的创作空白，对当下青年人追求理想、坚定信念，具有启发和引导价值，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回到“历史现场”的类型架构
近年来，《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长津湖》等多部新主流电影，注重营造视听奇观的同时，多有借鉴好莱坞西部片、战争片、警匪片等不同类型电影的叙述模式，一方面满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入影院。电影《出发》同样借鉴了类型电影，以公路片主人公旅途经历构成连续事件的序列模式架构全片。
1917年夏，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在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市，深入群众、考察民情。随着历时一个半月游学调研的展开，沿途民生百态令人触动，毛泽东逐步意识到周围同学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各地军阀倚仗的武器装备，以及大多数民众或逆来顺受或寻求神佛庇佑的消极忍受，都不是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命运的最终选择，不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最终，如影片编剧李涛歌所言“深刻体会了知民心、得人心之关键”，并由此开启了毛泽东个人及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色题材电影中的伟人角色，呈现出从形似到神似、年轻化、立体化的趋势，《出发》遵从了这一创作潮流，并吸取了类型电影青春片的人物塑造方式，即突出人物正向成长弧线，展现青年在认清现实、经历挫折后，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过程。影片中的毛泽东完全摆脱了套路化、脸谱化的人物造型，既不回避青年人特有的迷茫困惑、年少冲动，也没有刻意拔高人物的思想认知，而是动态地展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化和逐渐成熟；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框架内，借助人物视角，看到其内心的思考与抉择，进而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电影《出发》的片名（英文名为THE BEGINNING），具有双重寓意，是毛泽东开启游学调研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影片通过通篇方言、大量非职业演员、多处长镜头、细致场面调度，以及角色主观视角、高度还原历史的美术布景等手法，将主要人物的主观体验融入影像叙事，营造出极强的历史“现场感”。结合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与微观事件、具体人物命运，邀请观众进入历史情境，进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感受风云激荡间蕴含的历史能动性，和青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未来领袖的独特人格魅力、思想深度。
不同层面的“诗意”达成
现实主义历史观照之外，《出发》的独特性还在于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影片。
“诗意电影”不能归类于某种叙述模式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语言也没有固定语法或具体风格。此类影片的诗意在于内容与形式既充满张力又浑然天成的电影质感，精神层面既立足现实又向人类亘古以来的终极问题敞开，以及美学层面既服务主旨表达又有所超脱，同时注重氛围营造和审美感受的创新探索。电影《出发》故事线索明晰，内容现实指向明确，乍看似乎与常见的人物传记电影并无二致，然而，一旦进入影片的影像世界，就会从不同层面感受到贯穿全片的诗意。
在考察五县市的途中，两个不带分文的穷学生，为了多见识民情，纵有大道偏向深山行，一路风餐露宿，经历了饥饿、寒冷、兵患、水患、病痛等诸多磨难。被同学们称为“毛奇”的毛泽东，果然见识奇、有奇胆、行奇事，敢跟带枪的村治安队长硬刚，也敢一把雨伞冒充长枪从马帮土匪手里救同伴，天作被地为床，笑对风雨不畏险途。所处环境的晦暗和人物精神的明媚形成巨大张力，展现出影片第一层理想勃发的诗意，衬托出青年毛泽东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指点江山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走出课堂的毛泽东，在社会这所更大的学校里，多次直面身陷困苦的劳苦大众。从被洪水淹没失去家园的老乡到父母被流弹打死的孤儿，一路走来，沿途民众或流离失所或受尽欺压，天地苍茫山河无状，人如芥子身世飘零。行程最后一站，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孤身一人溯洪流来到洪灾并军阀混战现场，从他的视点出发，眼前场景不啻人间地狱。现实的惨烈残酷与自然环境的静默沉寂形成对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乱世之中青年毛泽东对家国惨状的痛惜、同胞命运的悲悯和对中国社会前景的忧思，构成了影片第二层沉郁悲愤又不失爱国热情的诗意。
世界影史上的经典诗意电影，如让·雷诺阿、阿伦·雷乃、赫尔佐格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往往通过表现梦境、呓语、癫狂，探讨人在情感、记忆、幻觉背后的深层关切，影片的诗意多体现在电影的叙事结构、氛围营造和心理探幽方面。而《出发》的第三层诗意则更多借鉴中华民族文化，体现在视听语言的表达创新上。事实上，这种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电影语言诗意风格探索，正是影片导演刘智海自前作《云霄之上》以来，从探索到自觉的艺术坚守。
影片借助场面调度、色彩、构图、影像节奏、声音设计等，赋予山川河流、草木虫蛇，甚至凋败的村落、厮杀的战场饱含情感的灵韵，而这一切又都被内化到整部影片宛若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统一纳入爱国青年对破碎家国的忧愤和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之中。镜头里的云雾雨露，水汽氤氲中晕染出画面的留白，水墨山水般的情境外化了人物华夏儿女的身份立场，而随着致敬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的特效长镜头，银幕上横轴画卷一位位突显的主角，则是站立在中华大地苦难深重的普通民众。
现实满目疮痍未来何去何从，由此，青年毛泽东溯本求源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此一种振聋发聩气贯寰宇的诗意，无疑也得益于影片情境交融的艺术设计。
电影《出发》进行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可以看出它的青春片、公路片叙述元素，部分借鉴了商业类型电影的叙述模式，而它的叙述技巧、美学风格，又巧妙带有中国游记小说、传统文人画意趣，和丰富多义的影像诗意。《出发》的朦胧复杂难以直接归类，正是它的突出特质。影片面向东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中有创新，在艺术追求、技术探索、思想深度、市场考量、社会职责等多方面的兼顾，探索了红色主题与艺术表达的新路径，为新主流电影在商业追求外，开辟出美学创新的新赛道。
来源：文汇APP，2024-07-06
作者：刘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