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 瑜 文汇报记者
嘉 宾：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潘玮琳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中国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张 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中国学》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编者按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并提出“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的殷切期望。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在历史长河中，中欧之间有着诸多的文明交流互鉴。从欧陆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从“独白”“对讲”迈向“共话”，映射的不仅是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变，更是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进展。如何以世界中国学为桥梁推进中欧人文交流？如何为机制化的世界中国学大会和常态化的中国学世界对话提供理论视野？本报约请京沪两地三位中国学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就将中欧文明的交流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在中欧文明相遇、相知的历史长河里，有哪些文明互鉴的“高光时刻”？
张西平：习近平主席2019年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并这样赞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在世界文明史上，1500年—1800年中西文明的相遇与欧洲18世纪“中国热”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正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结果。18世纪，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主车轮，而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富裕程度要比欧洲高。来华耶稣会士在著作中对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都有非常具体的介绍。比如利玛窦就说“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不仅像我们欧洲那样由西到东，而且由南到北也是一样，都物产丰富，没有国家能与之相匹敌”。这些著作影响到了启蒙思想家。在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家的管理体系采取的是郡县制，而不是西欧的贵族和教会统治；中国管理和选拔人才是通过科举制即文官考试制度，而不是西欧贵族领地内的世袭制与国家层面的卖官鬻爵制。这使得中国的君主制看上去“更像共和制制度”，而实际管理者是“哲学家”，因此，中国的国家管理能力也远在欧洲各个国家之上。伏尔泰、魁奈等思想家给予中国高度评价，并希望学习中国的管理体制。
张焮：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曾指出，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与欧洲人的文化自主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17世纪是欧洲中国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中欧文明的交流，欧洲人不再只肯定自身的文明，而开始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文明。通过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和出版的中国报道，中国来到了欧洲，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的瓷器、茶叶，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莱布尼茨等欧洲哲学家寄望于从中国学习“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莱布尼茨曾感叹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它不仅对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人自己的这一切也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知识学问的交流，它可以一举向我们提供他们数年的成果，并且可以说是能够成倍地发展我们双方的真正财富”。对于中国的追寻，贯穿整个18世纪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就说：“当大家阅读18世纪的著作时……都会特别惊奇地看到非常频繁地出现中国的名字，发现有关令人赞赏的中国的大量资料。”
潘玮琳：事实上，中欧文明从相遇到相知至少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首先使用“赛里斯”（丝绸之国）指称中国。13世纪，欧洲人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出于贸易、外交和宗教的兴趣，以游记的形式记述其中国见闻。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航海者有关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探险报告陆续发布，欧洲对中国的认知进入有相对可靠原始材料的学术阶段。
16世纪下半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启了欧洲对中国经典和文化的兴趣。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携带大量西学文献来到中国，并与徐光启等中国士人广泛合作，从学术层面与中国人开展对话，拉开了第一波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序幕。1615年，利玛窦遗著的拉丁文编译本出版，成为首部由欧洲人深入中国内地后撰写的有关中国的综合性著作。横亘于整个17世纪的汉语词典、语法书编纂和中国经典翻译运动，为欧洲人以中国为学问的追求奠定了重要基石。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不断从中国发回的书信，在欧洲出版，并被浓缩精编为4卷本《中华帝国全志》，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莱布尼茨等哲学巨擘研究人文领域普遍性问题的重要素材。中文经典通过翻译，如涓滴细流汇入欧洲启蒙运动，引起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伟大回响。
主持人：从早期的《马可·波罗游记》，到17世纪法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开启汉学研究序幕，再到雷慕沙、沙畹等专业汉学家的努力使得汉学在19世纪正式成为学术研究学科，如何理解“欧洲中国学”的演变脉络？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如何勾画出中欧文明相遇、相知的方法和路径？
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游记汉学”的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传教士汉学”的开启者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传教士汉学和游记汉学的分水岭在于，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开始学习中文，研读中国的典籍，翻译中国的重要文献，因此，会不会中文是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的最重要区别。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的区别则在于：后者已经正式进入了西方的东方学体系之中，在研究上开始走出传教士研究的框架，按照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这个转折点就是1814年法国在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满、鞑靼、汉语言教授”讲席，标志性人物就是雷慕沙，他是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
潘玮琳：19世纪的欧洲开启正规的中国语言教学与研究。专业汉学在法国诞生之初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语文学为基本学术方法，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雷慕沙、儒莲、考狄、沙畹、伯希和等学者，相继为现代专业汉学确立了规范，形成了20世纪汉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巴黎学派”。他们关注思想和政治体制形成中的精神、种族因素，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不仅使汉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充，而且开始回应同时代欧洲历史学者的理论。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在“文明化”范式的主导下，欧洲按照自己的模式试图使中国及中国人“文明化”，因此，汉学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用欧洲的学科方法对中国语言和文献进行“开发”。
当前，欧洲汉学已经从语言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结合古典东方学的语言、历史训练与现代社会科学、跨文化研究等方法的交叉学科——欧洲中国学。比如荣膺2021年德国最高学术讲席“洪堡教授”的白安雅既是汉学家、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科学史家。她用计算语言学方法建立数据库，寻找古代中国数学的独特表达形式，进而从中国的视角重新理解数学的发展。有趣的是，200多年前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的研究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他是从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翻译的中国医书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舌诊研究》。
张 焮：葛兆光先生曾有个论断，说“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欧洲中国学的演变，实际上是欧洲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欧洲中国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变都和欧洲社会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欧洲中国学，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长周期。从1585年欧洲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的《中华大帝国志》出版，到18世纪晚期，是倾慕中国的200余年。进入19世纪后，中国的形象一落千丈。20世纪，欧洲中国学出现过三次短暂的正向波动。一是一战结束后，受战争创伤影响，老庄哲学、禅宗思想受到欧洲哲人的重视。哲学家罗素提出西方需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下，欧洲中国学充满了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三是20世纪60年代左翼思潮在全球突起，在反叛资本主义的潮流下，中国被各国年轻人视作革命的理想国。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欧洲自身出现危机，于是开始尝试从其他文明中寻找应对困境的思想 ，中国学也相应偏向肯定中国。
主持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当下，何以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汉学家更加注重历史与当下的会通，由当代中国溯至历史中国，再从历史源头和文化根基深入理解和辨识当代中国，如何看待这一研究趋势？
张焮：中国学是历史和当代统一之学。美国中国学的开创者费正清终其一生都在重申“欲了解中国的现实，必须先了解中国之历史”。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离不开身后的历史经验和遗产。英国“中国通”马丁·雅克认为研究中国要“从过去看未来”。可以说，不少中国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历史连续性是理解中国的关键。用好这把“钥匙”，中国学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才能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本身也有一个连续性。国外研究中国共产党，不少都是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为研究框架，由此将中国革命和改革对立起来。欧洲学术界的有识之士较早质疑这种论调，提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连续性这一命题，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崛起之间有内在关联，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迄今依然在持久影响中国的发展。如“对平等的追求”和高度重视公共服务，“独立自主”和建立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群众路线”和国家治理等，这些都对解答中国崛起至关重要。
张西平：启蒙运动对中华文化的接受，是历史与当下会通的一个绝佳例证。18世纪欧洲的榜样是中国，从思想家到平民，中国都是其学习和生活的榜样。儒家思想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文明成为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外在力量。一些学者采用后现代学术立场来研究欧洲的中国观，仅仅在欧洲思想文化框架中探寻欧洲人认识的转变及其原因，恰恰忽略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知识的互动的真实历史。没有一个真实中国的存在，欧洲启蒙思想家是不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启蒙思想体系的。我们应该从这段历史反身自问，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当代价值。
中国的崛起带来中西文化关系的变更，引起西方文化精英的焦虑。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伏尔泰、莱布尼茨的文化多元观仍是欧洲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遗产。西方的中国观是“变色龙”，中华文化虽随时代而不断变革，但其精神的内核并未变化，我们需要在长时段中来理解自身的文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在更宽泛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在世界研究中国”。
主持人：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从“独白”“对讲”迈向“共话”，世界看中国的眼光越来越立体和全面。世界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对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重要平台。如何进一步推动中欧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在交流互鉴中减少误读、化解歧见，真正实现“自家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张西平：文化交流中，任何一种文化对异文化的接受都有重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都有变异、适应的问题。重新解释后的异族文化已经过解释者的加工，解释者依据自身文化结构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这种过滤、解释后的异族文化与原本的异族文化已有较大不同。这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基本规律。历史上欧洲启蒙思想家借用了部分儒家思想，但其所有达到的目的，却是根据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自身内在变革的需求所决定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为了谋求自身文化之发展。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都有其内部的动因，“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说，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
中国学是外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问，要真正实现“自家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关键在于坚持“文明互鉴”的文明观。对西方学术界来说，要跳出“以我为尊”的文化傲慢、摆脱“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则是恢复对自己文化的基本自信。双方同时回到一个平等对话的基础上。
潘玮琳：当代欧洲著名汉学家钟鸣旦提倡用“之间”（in-betweenness）来审视包括欧洲中国学在内的文化相遇现象。所谓“之间”强调文化相遇时开启的文化间隙，进而激发出更为深刻的文化洞察。当欧洲汉学家在思考中华文明特质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如何翻译中国概念的问题。是坚持音译？还是对应欧洲语言中的固有语汇？抑或发明新的术语？这种选择要建立在人我相似与差异的比较之上，于是便开启了一个有趣的文化进程，最终，欧洲在讲述中国之时，也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定位。
欧洲汉学家在翻译和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华文明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寻求自己的解答，于是中华文明也向这些追寻者们展现出自己的新面向。正如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在解释文化对话时所说的那样，没有自己的问题，就无法创造性地理解任何其他或异国的事物；而两个文化的对话并不会导致自我的丧失，相反，越是具有对话性，每个文化就越能保持各自的统一性和开放的整体性，并在对话中丰富彼此。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揭示了这一点。中国学的学术史就像一面“双面镜”，不仅反映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变化，也折射出中外互动的文化效应。
张焮：中国学本身就是跨文化的学术实践，天然地具备联通中外文明的属性。历史上，中国学既是中学西传的关键载体，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时至今日，作为一门“世界显学”，中国学有望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拓展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世界中国学既是各国学者在中国议题上相互切磋的舞台，又是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各国的中国学家之间，要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必须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才能厘清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关切。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中国学或将扮演起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角色。譬如“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就有助于打造一个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让青年学者们在朝夕相处中加强情感联系，在共同体内部达成文化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这实际上是为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埋下面向未来的种子。
观点
张西平：启蒙运动对中华文化的接受，是历史与当下会通的一个绝佳例证。18世纪欧洲的榜样是中国，从思想家到平民，中国都是其学习和生活的榜样。中华文明成为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外在力量。一些学者采用后现代学术立场来研究欧洲的中国观，仅仅在欧洲思想文化框架中探寻欧洲人认识的转变及其原因，恰恰忽略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知识的互动的真实历史。我们应该从这段历史反身自问，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当代价值。
潘玮琳：欧洲汉学家在翻译和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华文明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寻求自己的解答，于是中华文明也向这些追寻者们展现出自己的新面向。两个文化的对话并不会导致自我的丧失，相反，越是具有对话性，每个文化就越能保持各自的统一性和开放的整体性，并在对话中丰富彼此。中国学的学术史就像一面“双面镜”，不仅反映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变化，也折射出中外互动的文化效应。
张焮：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曾指出，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与欧洲人的文化自主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17世纪是欧洲中国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中欧文明的交流，欧洲人不再只肯定自身的文明，而开始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文明。通过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和出版的中国报道，中国来到了欧洲，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的瓷器、茶叶，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莱布尼茨等欧洲哲学家寄望于从中国学习“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
来源：2024年6月16日《文汇报》第5版：文汇理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