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80后夫妻存够300万元，决定提前退休”的新闻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觉得异想天开，有人觉得完全可行。觉得可行的理由之一是，这对夫妻不打算生育孩子，可以节省一笔养育费用。
2022年，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成为61年来首个人口自然负增长年。上海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7，平均初育年龄为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1.18岁。生育率下降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社会现实。如何让“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各抒己见。
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效率
“生育率降低，不但直接影响到人口基数，还将对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和诸多行业的发展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依靠人口红利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些因素和优势正在衰减。
“值得思考的是，随着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加快，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效率，要求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将我国的人口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和创新发展优势。”权衡说。
减轻养育负担保障就业公平
“生育，不只是女性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表示，老龄化和少子化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职场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是女性生育意愿路上的“绊脚石”。由于女性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导致用人单位更倾向男性。她建议，可以加大个税支持力度，将专项扣除提前到孩子3岁以前；同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优化所得税缴纳方式，由按照个人缴纳转变为按照家庭缴纳，进一步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
其次，育儿成本与房价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而且，房价往往和生育意愿“逆向而行”；房价较高的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有数据显示，房价每上涨10%，人口出生率便会下降1.5%。周燕芳建议，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多孩家庭，适当梯度提高首套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家庭置换的首付比率，发放购房津贴等，为多孩家庭降低置换压力。对于未购房租房的有孩家庭，为其申请公租房提供便利和优先考虑权，保障生育后的住房需求。
“要求企业全部承担职场妈妈的生育成本不太现实，国家也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为了防止生育成为女性职业发展路上的“拦路虎”，她建议对积极雇用女性职工的企业予以激励措施，适当减轻企业雇用女性员工的成本。对于有女性职工休产假的企业，考虑其合同期覆盖的生育前和产假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额外享受一定比例的增值税优惠，比例可以根据聘用的生育女性数量增加；还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
“职场女性要实现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平衡，需要各方合力。在充分保护女性的就业选择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并参考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通过制定配套支持政策，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切实帮助减轻女性育儿压力，保障职场女性的劳动权益和价值感。”周燕芳说。
让“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
“低生育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特别是处在生育黄金年龄的年轻人，受婚育观念改变、养育教育负担重、职业发展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生育观念由‘多生’转变为‘少生’甚至‘不生’，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认为。
他建议，首先个人要树立起正确的婚育观。建议让家庭生活教育和婚姻教育走进家庭教育和学校课堂，父母和老师应当积极引导广大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不以门户论高低、不以彩礼论短长。同时，也让“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阳光理念深入人心。
从家庭角度，要建立温馨的育儿氛围。夫妻间要形成“男女平等，共同育儿”的责任意识，尤其是男性，更应做到呵护女性、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此外，也鼓励夫妻双方家庭共同为后辈育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建议搭建一批便于未婚青年参与、有较高诚信度的交友和婚恋公益服务平台；研究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引入社会专项基金等新模式，完善弹性工作制，缓解职场对生育女性的歧视。
从国家层面，也要提供政策支撑保障。国家层面要制定完善更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对0到5周岁学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等。“鼓励年轻人生育，不仅事关个人，更需要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让年轻一代‘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丁佐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