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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近几百年来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赵琦，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与意大利萨雷西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伦理学，中西思想比较。
本文发表于《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
野生动物保护目前正成为热门话题。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9年3月1日开始实施，并经历过四次修改。然而，各类违法的野生动物捕食现象屡禁不止，而大自然对人类的抗议也从未停止。
面对自然界对人类的警告，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何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了数万年，却在近几百年中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其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原因，诸如全球人口增长、工业文明对自然 的消耗等。然而，除了诸多外在原因，更应探讨其背后的伦理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合理的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从而在根本上转变思想观念、降低执法成本。
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人类社会遭遇生态危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自然在近现代以来遭遇“祛魅”，被对象化和客体化。古代农业文明的生存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一场蝗灾能让一个繁华之地顿时陷入饥荒，一场大水也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由于技术落后，人类便赋予自然一种神圣性，古代西方人认为自然是神造的，中国古人也用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神话来解释自然与人类的起源。中国传统哲学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依附者，主张“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春秋繁露》卷第十七），意思是说离开自然的人就好比鱼儿离开水。但是现代人却把自然对象化，把自然当作与“我”这一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特质就是“自我中心”以及主客二分。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天就是云气团，大地就是土壤，仿佛它们跟人类的生存没有多大联系。现代世界的祛魅化，以及以自然生态为客体的思维模式，让现代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一些人的私欲就开始无孔不入。
第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非伦理式教育，根本上很难与私欲抗衡。我们的先祖也要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但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强调伦理，致力于从人心的角度止恶扬善。所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并禁止在草木滋硕时砍伐、在动物生产繁殖时捕杀，目的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篇》），从而顺应上天的“好生之德”，保持生态的动态平衡。秦朝的《田律》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环境保护法，不但保护森林植物、鸟兽鱼鳖，也保护水道免于堵塞。而现代的社会科学体系来自近现代西方的实践，它们建立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渗透并主导了近现代人文科学。这让现代教育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对个体道德的要求只停留于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权利的底线思维。譬如，劝说人们不要屠杀野生动物，因为这可能会伤害人类自身的生存，这种劝导虽然有一定的效力，但是由于其根本出发点是人类中心的，而非对自然生态与生命发自肺腑的关怀和尊重，其伦理内涵与说服力远不及传统教育。一旦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底线思维很容易被私欲击破。
敬畏、感恩与效法：人与自然的合理相处模式
既然现代人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存在问题，那么就应当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观念，提出一种更合理的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这需要做到三个方面。
第一，还原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真实地位，给予自然应有的敬畏。尽管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的科技与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现代科学不仅不能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相反它更多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太阳系是银河系上千亿个恒星系中的一个，而银河系在宇宙中更是沧海一粟。在地球过去的40多亿年历程中，人类只占据了几万年的历史。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遭遇过许多灾难与变故，但自然生态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次次孕育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自然界面前，在宇宙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的存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只是帮助人类实现更好生存的手段，如果用这些工具破坏生态环境，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第二，重新理解“自然是人类家园”的内涵，以感恩之心回报自然。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许多现代人对家园的直接感受就是无生命的钢筋水泥。原本对农作物影响巨大的自然气候只存在于新闻中，电闪雷鸣声被城市的喧闹盖过，天际的星空也在城市灯光下变得黯淡无光。然而，人生于天地之间，无时无刻都离不开自然。人类需要氧气、阳光和水，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和能量。可以说，人类的生生不息依靠自然的生生不息，我们不能将空气、阳光和水当作是理所当然；此外，即使现代农业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条件，大规模提高产量，却也必须依赖自然界已有的作物加以培育。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不仅是因为它承载了人类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它养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所以人类应当以感恩之心回馈自然。
第三，人类不仅应当感恩自然的生养之恩，也应当效仿自然之德，善待生命。何谓自然之德？简言之，就是“无我利他”。自然的“无我利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自然生养万物而不自利、不居功，就好像它什么都没有做。中国古人以天地来指代自然，《周易》将天生地长之德表达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意思是天乃万物之始，大气和水随之而生，而大地美德至极，它秉承天之志，承载生育万物，其德无边。然而，天地虽然生长万物，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出于《道德经》，意思是天地生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有作为却不自恃己能，成就功业却不居功）。二是大自然公平，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天降甘霖普润草木，小草和大树因其能力各得其所，天不会为了小草而少下点雨，为了大树就多下点雨；大地承载万物，是所有生命栖息之地，它不会偏私人类，亏待弱小的动物。所以，中华传统文明将自然的“无为”看作至高的道德境界，无为就是无我，无我乃是天地之心、自然之德。也因为无我，自然方能生生不息，养育万物而无所求取。古人把自然的“无我利他”当作上善，主张效法自然，像自然那样爱护自然生态与各种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人自身的道德成长。
《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人能主宰操纵自然，而是因为万物中唯有人才能领悟并效法天地之心、自然之德。爱护生命、爱护生养人类的自然，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不可推卸的职责。
以牺牲其他利益为代价，推动军费连年飙升 ——“美国优先”背后，美国失去了什么？
祝薪闲，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发表在文汇APP。
早在2016年，时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直言，“在我看来，真正的实力是令人感到畏惧”。
四年过去了，再次来到美国大选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特朗普的“实力”是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得到落实的？在落实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大体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以及这一主张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等于硬实力优先
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曾针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指认称：“美国优先”原则就是硬实力优先原则，而所谓的“美国优先”无非是要向美国的盟友及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宣示，特朗普政府是一个强势的政府。
那么，特朗普政府以之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硬实力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或许可以从美国近几个财年的预算与支出中找到答案。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防支出呈逐年增长的态势。2019财年，美国在以6846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蝉联“世界冠军”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其与排在第二位的中国之间的差距（前者约为后者的3.8倍）。
到了2020财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更是高达738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较上一财年增长了3%，并且几乎等同于该财年军费预算紧随美国的6个国家总和。
更加令人愕然的是，在白宫向国会提交的202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中，军费预算已进一步增至7405亿美元。
可见，在特朗普政府眼里，硬实力可直接等同于国防军事实力，并且国防军事力量的发展拥有无可辩驳的优先地位。
诚然，国防军事实力对一国之发展甚至一国之存亡的重要性毋庸讳言，然而，将特朗普政府的硬实力优先原则置于美国社会文化发展总体中加以考察，我们不免要问，以硬实力为优先的美国巨人是否会成为一个跛脚的巨人。
“硬实力优先”下社会问题矛盾凸显
如果说军费支出逐年增长，直至该增长发生在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急剧膨胀至一年超万亿美元的背景下时，我们就不得不关注另一个话题：有限的财政 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
要知道，当联邦政府手里的蛋糕足够大的时候，美国民众或许不会在意蛋糕分配的多寡，但是当联邦政府手里的蛋糕越来越有限的时候，如何在分配的过程中把握平衡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特朗普政府的硬实力优先原则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再次以202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为例，在军费预算持续增长的同时，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医疗救助在内的一部分重大民生保障项目的预算却遭到了削减。具体而言，白宫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削减包括5050亿美元医疗保险在内的2万亿美元的强制性支出。其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特朗普政府打算从医疗补助和食品补助中节省2920亿美元、从学生贷款中节省1700亿美元以及从残疾人福利中节省700亿的计划。
尤其讽刺的是，正当特朗普政府试图以牺牲美国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利益为代价，为其硬实力优先原则买单的时候，却提出了延长针对富人的减税方案。
可以说，硬实力优先原则下的国家利益所代表的只是在美国社会中占有更多社会 、拥有更多社会话语权的一小部分人的诉求，而非全体美国人民的诉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社会贫富不均的矛盾将更为凸显。
不仅是社会内部问题，特朗普政府的硬实力优先原则还会对未来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一种导向性的影响。譬如，尽管特朗普政府反复在各种场合强调和平外交在处理国家及地区间争端的重要性，但是，数字告诉我们，平均每个美国航母战斗群有约8000雇员，这几近美国外派外交官的总和，美国11个航母战斗群占据了巨大的国家公共 。
更为要紧的是，这样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已经对美国年轻人投身外交事业的积极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后的两年里，报考外交官的人数降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如此看来，美国的外交事业恐怕不得不要在不远的将来为这部分人才的流失买单。而这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将是致命的损失。
强调硬实力优先背后是缺乏文化核心
有观点认为，美国优先原则以及作为其核心内涵的硬实力优先原则是由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它们终将会随着椭圆形办公室的易主而发生变化。
这一执政理念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现象吗？事实上，特朗普既然能够凭借这一理念入主白宫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在现实政治中将其落到实处，这已经足够说明硬实力优先原则自身在当今美国的巨大生命力。
美国人不是没有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就连软实力这一概念都是由美国人约瑟夫·奈首创的），并且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一直都在以文化输出者的姿态凭借软实力扩大全球影响力。那么，今天的美国何以会在诸如国际教育交流等一贯彰显其软实力的领域步步收紧，转而过度发展硬实力呢？
21世纪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易于遭受外来攻击。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硬实力。然而，这种解释仅仅触及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全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缺乏文化核心的美国。当绝大多数美国人一味将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内的可称之为“美国信念”的东西认作文化核心的时候，真正的文化核心，即美国的历史、宗教、习俗、民族传统以及社会生活却被忽视了。在缺乏文化核心的情况下，硬实力优先恐怕就成了美国不得不坚持的原则，尽管在这样一个各国都需要从文化的角度界定并且发展自身的年代，它已经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三大功能
邓志超，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政策、离岸金融。
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思想周刊栏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自贸试验区在自由便利的贸易条件、宽松的营商环境、优惠的税务体制这三大核心特征上取得不小进步。但从对标国际的角度来看，发展现状与预想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一个时期，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发挥“试验”“引智”“离岸贸易”三大功能。
“三重三轻”问题较为突出
当前，自贸试验区发展的“三重三轻”问题较为突出，即重“规则”轻“试验”、重“引资”轻“引智”、重“跨境贸易”轻“离岸贸易”。
先来看重“规则”轻“试验”现象。
自贸试验区在自由贸易园区基础上增加了试验的功能，有特殊政策的意味，体现了深化改革和加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意图。
梳理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的规划文件可以发现，尽管都强调制度创新，但或多或少对试验功能没有清晰的表述和明确的指导，其背后反映了相关主管部门在发展思路上的谨慎。
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则，好处是没有政策风险，却缺乏灵活性，不能满足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及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和风险防范及创新的要求。
再来看重“引资”轻“引智”现象。
自贸试验区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都处于探索之中。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就需要靠引进外部智力、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等来补充。
所谓谋定而后动，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先研究后实践，边干边学，是比较理性的思路。但一个现实情况是，一些自贸试验区对招商引资工作的兴趣远远超过引进智力 ，特别是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吸引金融机构入驻。
这样的做法，可以让自贸试验区的产值快速提升、成绩短期见效，却不足以解决内生持续性增长的问题。结果是，一些自贸试验区发展开始出现后劲乏力甚至“开倒车”的迹象。
最后来看重“跨境贸易”轻“离岸贸易”现象。
实践中，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开展离岸贸易存在疑虑。理论上，开展离岸贸易对提升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水平、吸引更多企业到园区注册、积聚知名中介机构、争取更多境外资金、完善金融服务水平等，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就现状而言，仍然主要以普通进出口跨境贸易为主，区内离岸贸易的相关规则还没有明确。这使得自贸试验区试验功能的便利、成本等优势无法真正体现。
用试验来验证和优化规则
“三重三轻”的问题正在制约自贸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予以化解：
一是鼓励自贸试验区大胆“试验”。
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思路应该是“规则+试验”，用试验来验证和优化规则。已有成熟的规则，可按章办事；未有规则的，则需大胆试验和创新。
国家层面，可在审慎性和创新型之间权衡，给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空间，使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动优化改革。为此，建议国家研究并划定试验禁区，明确禁区之外都可以尝试。特别是，应当鼓励沿边、沿海和民族自治地区的自贸试验区结合当地特色，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承担更大的试验职责，并研究落实容错机制。
二是鼓励发展离岸贸易业务。
开展离岸贸易表面上看似不能为本地带来直接收益，但通过离岸优惠政策吸引大批贸易平台公司入驻，增大发生在本地的交易量，带来巨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数据流。随着交易量的扩大，还能推动城市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定价中心。建议选定几个自贸试验区来进一步试点离岸贸易，明确区内注册企业自动给予非居民身份，其后续所有交易皆可自动认定为离岸贸易。
三是鼓励金融政策创新与落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政策是自贸试验区发展的核心变量，应该重点关注自贸试验区内实体产业所需的金融政策和产品创新。
自贸试验区不一定都需要引进金融机构，但都应当与金融机构紧密配合。建议人民银行增设自贸试验区内的离岸银行牌照，允许区内商业银行办理本外币的离岸银行业务等，为离岸贸易提供有力支持。
四是鼓励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税收政策。
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自贸试验区需要统筹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入驻。建议自贸试验区对产业链上游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入户税收优惠，继而将企业成本降低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在这方面，可借鉴迪拜自由贸易园区引进产业链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是鼓励提升金融风险防控水平。
国际上，一些自由贸易园区最终演变成了避税、逃税“天堂”。以此为戒，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应该明确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在改革创新上稳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