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先进性建设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作用，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重视理论的作用，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肯定了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并且指出这一转化的途径是理论掌握群众。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并且逐步认识到党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其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征。党的建设不仅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战胜强大的敌人和一切艰难险阻的三大法宝，并且也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法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党的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关键。这不仅因为正确的理论、路线确定之后必须通过党的组织使之得到贯彻执行，而且还因为我们今天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最主要的是经济上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如何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市场手段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规范市场秩序，抵制市场机制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防止两极分化，抑制腐败堕落现象的滋生，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我们党所面临的难题。而坚持党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党自身的先进性建设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比较多地是谈认识怎样从实践中来，怎样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虽然也强调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飞跃，往往语焉不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延安整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要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除了理论本身必须正确，即符合中国的国情之外，还必须用这个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即理论要掌握群众，首先要武装党，要被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掌握。而这种统一的关键是入脑，即将先进的理论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身内在的信念追求和道德准则，把科学的思想内化为自觉的工作方法和行为方式。
“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是我国著名哲学
二，必须“化理论为方法”，确立动态平衡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近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当前中国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的实际问题。其在方法论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也是十分巨大的。从具体的方法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引入了市场机制，把原来看作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市场机制也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从而引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方法道路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譬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参与到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以获得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诸多机遇和条件等等。而这些具体方法变化的背后渗透着解决矛盾的方法论理念的变化。
过去在夺取政权的年代，解决矛盾的理念主要是革命和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斗争，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也是革命任务的需要。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压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上。而夺取了政权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建设和发展成了我们工作的主题，共产党的先进性则要体现在能够带领大家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水平，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应当确立长期执政的意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从方法论上看就是要确立动态平衡地解决矛盾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4]这里所说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即所谓的动态平衡的方法。它不同于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压倒一个的方法，而是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种比较协调的运动方式，固有的矛盾并没有被扬弃，它们依然存在但是并不激化，甚至还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它们虽然也有着对立和此涨彼消的斗争，但是又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着总体上的平衡和协调，从而实现着事物一定阶段上的动态平衡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说明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并不少见。实际上，这是事物在量的扩张阶段（不是质的飞跃阶段）十分普遍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对于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的方法，过去我们并没有重视，一度还被抹杀。这同长期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必须强调斗争有关，更与我们后来所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有关。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我们党越来越严重地强调阶级斗争，毛泽东片面地夸大事物的斗争性，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5]，甚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加上林彪“四人帮”借机鼓吹，以清除异己、篡党夺权，使得“斗争哲学”广为流传，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尽管拨乱反正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对于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的方法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6]，而在当今现实的条件下如何创造这些矛盾（譬如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等等）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更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着的这种方法论理念的揭示。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就是要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行的运动方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可能按照一个吃掉一个的办法来解决的，也不能采取一个压倒一个的办法来处理。只有按照建设和发展本身的规律，统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造成相互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只有做到全面协调，才不至于大起大落，才可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动态平衡的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确立了“和谐”这个动态平衡地解决矛盾的理念。过去我们是不大敢讲“和”字的，好像一讲“和”，就是折中主义，就是和事佬，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就缺乏革命斗争的精神。但是，对于一个建设中的国家来说，“和谐”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家和万事兴”，对于家是如此，对于国来说也是如此。没有“和谐”就难有真正的稳定。即使靠强力压制来维持稳定，也不会长久的。何况，社会要能取得较好较快的发展，就必须真正调动各个方面群众的积极性。离开了各个阶层群众都能各得其所，心态比较平衡，离开了社会的“和谐”，“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一句空话。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只有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自发的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我们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矛盾又站在辩证思维高度处理这些矛盾，不使之激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要求——“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六条要求深刻地体现了从制度到思想道德等层面，以动态平衡方式妥善地处理各种矛盾的理念和方法。
当今我们进行的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每个党员干部，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了解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含义，学会把对建设和发展时期客观规律的认识，化为我们处理各种矛盾的科学方法，特别是注重运用动态平衡科学发展的方法，有效地实现我们国家全面的、协调的、良性互动的、可持续的发展。
三，更关键的是“化理论为德性”，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立场和道德操守，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7]与此同时，他们又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从这里可以看到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有着两个统一：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两个统一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追求和真理探索上的一致性，其关键就是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和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利益。所谓的共同的和整个的利益，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是站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它最终指向全人类的解放。这里价值立场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有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9]
对于今天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并且要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长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强调党的阶级性，不需要鲜明自己的价值立场呢？关键还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共产党的党性，不能做狭隘的歪曲的理解，即不能理解为为着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私利，而是要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高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恰恰就在于它的大公无私性，共产党的党性也恰恰在于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共产党的党性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党性之所在。所以，今天我们的阶级性和党性就是要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这里所说人民群众绝不是抽象的脱离每个个体的，而是每个个体之集合；这里所说的根本利益，也不是脱离每个人的具体的利益要求的，而是将其包含在内的根本利益。相反，那些脱离了个体的群体、脱离了个体利益的所谓根本利益，恰恰很可能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开创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
“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0]
虚假的共同体在今天也并不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些不顾老百姓的疾苦，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那些以发展经济为名，破坏环境，侵害老百姓的基本权益，乱征收征用土地和进行城镇房屋动迁的，乱开发矿山、矿藏的；那些以改革为名，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往往都可以透过他们冠冕堂皇的旗号，看到谋一己之私利的实质。
正是从这样一个认识的高度出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这个“以人为本”的人，其主体当然是人民，但是从执政党的要求出发，它以“人”这个类概念，更加突出了人民覆盖面的广泛性；它还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不是脱离个人，而且必须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人身上；而且它针对当今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的重物轻人的倾向，强调了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根本。
如果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理解我们的价值立场，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时，就不是应当模糊我们的价值立场，而是要鲜明这一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是正义的立场，没有什么可以使之羞羞答答的。相反，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令人信服地处理和解决好社会群体间的各类矛盾；只有鲜明了这样的立场，才能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我们的建设当然需要资本和知识，我们也应当让资本和知识的持有者各得其所，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十六大的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就充分体现出了这种精神。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让资本所有者获得暴利。尊重知识则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创造，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高人一等，更不能反过来要去贬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相反，无论资本还是知识，都是为着造福人民的，都是人民用以发展自己的手段，而不能凌驾于人民——广大劳动者之上。作为管理者——党和国家的干部，更不能成为高居于人民头上的老爷，而必须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只有鲜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只有鲜明了我们党和政府这样的价值立场，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为这样的事业而奋斗；也只有鲜明了我们的价值立场，才能更有力地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廉洁奉公。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员干部中的腐败现象还屡禁不止，仍然呈多发态势，人民群众意见十分强烈。这已经是我们党的建设中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要想遏制住腐败现象滋生漫延的势头，除了必须加强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之外，非常重要的还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建设。腐败之源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年来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滋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理想的迷茫和对于价值立场的模糊，造成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泛滥。而“以人为本”不仅和“以物为本”、“以钱为本”相对立，而且是和“以我为本”相对立的，因为这个人是大写的人，远远宽泛于一个小“我”。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当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立场凝聚起来的战斗团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以人为本”，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境界，也是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所在。鲜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崇高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就是我们抑制腐败现象滋生的精神武器。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很大，面临的矛盾也很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跃迁时期，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关键还是在于一支坚强的队伍。理论已经形成、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指明，目前特别需要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党，广大党员干部作为为着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先进分子，能够真正贯彻执行好已经明确的大政方针，带领广大群众实现党指引的目标。
这里“化理论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道路问题，否则就不能成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化理论为德性”，因为这不仅是个道路问题，而且是个方向问题。如果把社会主义方向都丢掉了，那还谈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还谈什么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是为自己或小集团利益服务，那么人民就不会答应，中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甚至不可能稳定，发展也就只能是水中捞月了。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无需赘言。
更必须警惕的是：我们讲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此种体制是需要创造的，更不是一下子能建设起来的；市场机制在刺激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其负面的腐蚀作用也无时不刻地发生着，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法律规范等尚未建立健全之时。面对着市场机制所激起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立场，就成了十分现实而又严峻的考验。今天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考验的严峻性。社会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十分尖锐地从另一个方面反映着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而理论界却有些人在模糊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只讲其科学性，不讲其价值立场，好像一讲工人阶级性、一讲共产党的党性、一讲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就会把外商外资和民营企业主吓跑了，就不能建设和发展了。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我们的阶级性和党性，它是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的，不是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左”的老路上去。但如果反过来想，我们今天搞马克思主义却不讲其价值立场，那么那种东西能叫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即使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是和它的价值立场不可分离的。如果硬要把它们分开，就正好说明别有用心，而且确实有些人已经为自身和小集团的利益所驱使了。
今天我们进行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正是针对这种倾向而进行的，它不仅要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且更要“化理论为德性”，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变成每个党员干部的价值立场，在运用市场经济这个手段的同时又能抵制其负面作用，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1] 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弁言第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6、5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页。
[4]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5]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6] 譬如，对上述马克思的论述，在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节选《资本论》这一部分内容（“2，流通手段”中的“商品的形态变化”）时，恰恰把这段重要的话给漏掉了。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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