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和领导，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安全角度审视传媒管理策略，总结中外传媒管理政策的利弊得失，分析传媒领域存在的威胁文化安全、削弱党的执政能力的现象及原因，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对于文化安全环境的优化，对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的平稳、有序、和谐，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良性协作和相互支撑。其中，文化所起的凝聚、稳定、动员、引领和抚慰作用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文化的构成者和建设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承继、弘扬和革新，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系和护卫，承担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面对外部战略目的明确的强力文化“渗透”，面对文化体系内部多元化、多样化情势的出现，大众传媒维护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出来。大众传媒对文化安全的守护必须旗帜鲜明、坚强有力。正确的传媒管理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保证。
大众传媒的文化安全责任
文化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保障和精神动力。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摹画新中国前途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论述到文化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党的十六大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以及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大会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进入攻坚阶段，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逐步展开。文化整体品格的健康文明、积极向上，文化发展路向的坚定明确、锐意创新，密切关涉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是改革和社会转型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显现在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深层基石，是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文化安全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意义重大。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其影响力遍布通都大邑和偏远地方，其穿透力深入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应当也必须担负起维护文化安全的重大责任，这是社会主义的传媒特性和大众传媒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大众传媒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我国的大众传媒包括中国共产党、其他政党，政府、其他权力机关，社会团体等创办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新闻机构。从所有制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的各种新闻传媒，尽管经营的方式不同，但其所有权属于人民。近年来，融入世贸组织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新闻事业的改革也大幅向前推进，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广告、发行等环节，也并没有改变大众传媒机构属于人民的状况。报刊社的厂房、机器、纸张，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制作、播出设备等等，都由党和国家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市场经济的需求配置使用。从运行和操作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的大众传媒由国家根据法律统一管理，服从党的领导，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大众传媒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利润的追求和经济的扩张，必须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进行。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把群众的思想、情趣和注意力引导到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引领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来，引领到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来。所有制的性质、运作上的特点，决定了大众传媒必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最为直接的建设者和文化安全的强力维护者。
大众传媒应该担负文化安全的职责，还取决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大众传媒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刊载广告。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的实现，在在都显示出其与文化建设和安全的有机联系，与文化健康发展的息息相关。报道新闻以光明面为主，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则主流意识形态得以巩固；舆论导向正确，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则广大民众万众一心，团结于党和政府的周围，向着正确的前进方向迈进，核心文化因而充满凝聚力；监督政府决策正确，政务公开、公平、公正，政务人员廉洁从政，引导民众乐观幸福生活，则政治文化趋向清明，社会文化向往和谐；以健康有益为原则，普及知识、娱乐大众，则广大百姓的文明素养逐步提升，大众文化趋向高雅；广告理念和行为崇尚节俭、爱护环境，则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消费文化的发展指针。大众传播媒介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化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建设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发展非常迅速。改革力度与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发行量迅速扩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数量增长很快,受众人数急剧上升，网民人数大幅度增长。据统计，2004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22种，平均期印数19521.63万份，总印数402.4亿份，总印张1524.8亿印张；出版期刊9490种，平均期印数17208万册，总印数28.35亿册，总印张110.51亿印张。[②]2005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73座，电视台302座，教育台50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2569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413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8%。[③]截至
大众传媒管理策略，即有效支配和协调传媒半岛电竞官方网站首页下载安卓 、实现传媒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政策规定及实施办法。它规范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路向、行动空间和运作方式，对于大众传媒文化安全责任的履行，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镜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一时期的大众传媒管理政策和大众传媒实践，很好地担负、履行了构建新文化和维护新国家文化安全的职责。在社会展开革命性转型的重要关头，大众传媒透过建设新文化和保卫新文化的安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典型的运用积极的大众传媒政策维护文化安全的范例。
这一时期的传媒管理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对传媒的传输通道进行管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了全新的新闻事业网络。党和人民的大众传媒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对旧中国留下来的大众传媒进行了恢复，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报业方面，关闭了有帝国主义侵略者背景的报纸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少数民办的报纸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起了在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由各级党委机关报、部队报、行业报、民众团体报和民主党派报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1950年全国专区以上报纸的总数为179家，1952年为276家，1955年为392家。[⑤]；经过对旧广播事业的改造，广播事业完全由国家经营，1950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65座。新中国组成了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为首的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备和系统的党和人民的大众传媒网络。这个时期的大众传媒，积极正确地报道宣传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指导推进了各项工作，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广播节目的发射、接收，报刊的发行，是传播内容联通受众的关键环节，党和政府对这一环节的管理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广播频率和播出时间管理方面，上海的做法具有代表性。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甫一解放，政府即接管原国民党官办的“上海广播电台”，创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但对私营电台的管理和改造经历了一个过程。全国解放前夕，民营（私营）广播电台仅存30余座，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旧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大本营在上海，新中国对私营广播的管理和改造的重头戏也在上海。
在报刊发行通道的管理上，“邮发合一”体制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1949年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全国邮政会议，汲取苏联和解放区的报刊发行经验，确定了“邮发合一”的基本原则，《人民日报》首先与邮政总局签订发行协议，发行工作自
解放初期的大众传媒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党和政府的声音作为最强音、主旋律顺畅地传达给广大民众，从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上保障了新中国的文化安全，保障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新中国开国、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等等，在每一个重要的时期和历史关头，大众传媒都是党和政府组织、发动、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警示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一个有着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苏联是有着74年历史、2亿9千万人民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却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顷刻瓦解。苏联剧变是《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最大挫折。苏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太多的历史渊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代“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尊苏联为“老大哥”；虽然在斯大林逝世后两党两国产生分歧，但苏共消亡、苏联解体还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警示。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缘由，大众传媒管理政策的失误，引致文化安全体系崩坏，是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其错误和教训，对于我国大众传媒管理政策的优化，对于我国文化长城的巩固，都极具儆戒意义。
归结苏联党和政府传媒管理政策的失误，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⑦]：
一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放弃了党对媒体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传媒理应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使苏联走向多党制并且最终取消了党对舆论的领导。由于实行多党制，其他政党必然首先要抢占舆论阵地，进而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为夺取政权造势。1991年“8‘19”事件之前，激进派就认为掌握了电视、广播、报纸，便能够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叶利钦，他不单单非常重视舆论工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为了能当上俄罗斯总统，他想方设法占有全苏中央电视台的第二频道。达到目的后，叶利钦立刻就在该电视台铺天盖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利用第二频道开展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活动。党的领导和控制能力的衰弱，致使一些党的机关报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派”的“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用几个整版刊登歪曲苏共中央对叶利钦批评和处分的报道，致使读者对政治局的决定产生“令人作呕、毛骨悚然”的印象。《真理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撰文批评叶利钦访美期间的错误言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勃然大怒，向报社施压，《真理报》不得不公开登报向叶利钦致歉。《莫斯科新闻报》借机大做文章，连续发表叶利钦的专访，为“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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