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鸿胜：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决定中国发展的未来

　　九七年为《话说中国》故事丛书写秦、西汉卷，写到了刘邦一直想废掉太子刘盈，终因太子得到“商山四皓”的辅佐而不得不罢休故事。故事很有趣，是自己小时候从小人书上就看到过的。

　　商山四皓的故事很有名，历史上也有称之为“南山四皓”的。那么，究竟是“商山”，还是“南山”呢？199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花花草草坛坛罐罐》一书中，收入了沈先生《“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一文。该文写作年代不详，其中讲到《史记》中的“商山四皓”，实际就该是“南山四皓”。沈先生说，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得到一个竹蔑编的长方形的筐子，上面一角绘有这四位隐士的图像，旁边有隶书题识的“南山四皓”四个字；但这是一个孤证，兴许是汉代的工人的笔误。然而，天下事无独有偶。1957年，在河南邓县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彩色画像砖墓，其中有用楷书题识的“南山四皓”彩色砖画像砖。沈从文先生因此说道：“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材料，而且性质相当扎实。”沈先生还因此讲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采菊”写的固然是实，所见南山却未必是虚，而是想起隐居南山、后来辅佐孝惠帝的那四位老人，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了。把“南山四皓”误作“商山四皓”，可以说是个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但是，在历史研究中，这个小错误，就可能影响到人们对陶渊明这个历史人物的理解，以为他真有“悠然”的时候，而对“猛志固常在”就不好理解了。有人还把陶渊明的这种“悠然”，理解为“逍遥”，并将之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乐感文化”的一种证据，对之进行严厉的批评，一点“了解的同情”也没有。可见，即便是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哪怕很小的错误，未必就可以忽略。

　　读了沈从文先生的文章，知道《史记》上的“商山四皓”的“商山”，应为“南山”的误写（犯这个错误的当然不会是司马迁），我在写这则故事时也就改称“南山四皓”了。但是，出版社的编辑在编发我的稿子的时候，并没有问我有什么根据，就将“南山”又改回“商山”。我不想费口舌，只好随他去。可巧的是这套书的每一则故事都是要配图的。“南山四皓”的彩色画像砖照片，无疑要跟它的故事配放在一起。事情赶在一起，我只跟编辑开玩笑：“是再改回‘南山四皓’呢？还是把画像砖上的‘南’字抠掉，补一个‘商’字上去？”那位编辑倒也不待我解释，连声说“改回来！改回来！”

　　在我们的知识积累中，常有一些我们原来以为是正确的东西，但却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习以为常，把错误沿续下去，是不对的。最近，院里提出要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智库，我以为这是很有气魄很有远见也很及时的。有一位学者跟我讲，美国有一个教授把中国社会最近二十多年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二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三是从计划走向市场；四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他认为，这样深刻的转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社会势必承受非常激烈的振荡；矛盾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所面临的都是新问题，因此必须在实践中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他讲得很对，也很清楚。我想，我们如今之所以要强调“新智库”，关键就在于要敢于面对新问题，从事新的探索与思考，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就是注重实际，注重新知识的发现与积累。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在常规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知识的发现也许不是最最重要的，社科研究主要还有赖于我们原有的知识系统。但是，当今中国的社科研究决非常规性的，研究的也决非是常规性问题，随时都会从中发现许多与我们原有的知识系统不相容的新知识。正如韩正市长在视察我院时指出的那样：“在改革年代，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的新知识，以充实和重新整合我们原有的知识系统，并且适时剔除那些已经不切实际的、落后的、错误的知识。

　　宋朝有个宰相叫赵普；他很自信的一件事，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农业社会的变化是缓慢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虽说是“玄”了点，却也未必全无可能。但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距赵普在世的北宋，已有十五个世纪了，社会总还是有很多变化；赵普却以为只须半部《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可见他是看不到变化，或者根本就无视变化。我们今日，距赵普的那个时代，也已有一千多年了。如果，我们凡事还是只求助于自己原有的知识，就像赵普那样只认半部《论语》，对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供的新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新问题概不研究，那我们的这种自信就失去了根据。南北朝彩色画像砖上“南山四皓”的“南山”二字，能不能改回为“商山”，这是一个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提供的新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能不能持久地、坚持不懈地去进行新的探索，则是一个是否尊重现实的问题。那种以为用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的时代，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论语》于我们还有用，赵普式的自信则完全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