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过程中，笔者认为有必要重视一直困扰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例如诚信危机、钱权交易、侵犯劳动者权益问题等都同如何对待它有关。
经济制度一般可区别为三个层面的问题：所有制、调节制度和机制问题。所有制涉及谁拥有或参与经济决策过程，谁计划和控制生产、分配和消费。调节制度涉及决策者在什么信息制度的帮助下调节生产和交换，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机制涉及用什么目标驱动行为者，选择什么方式履行决策，自利还是公利或忠诚的问题。按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强制规律支配资本家，迫使他们积累资本、改进技术，从而使资本家的致富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轮。而在此之前的任何经济制度，都没有使以致富形式出现的自利动机作为"社会机构"起作用，因而没有激发起人们如此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里，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利动机作为社会机构一起作用。
一般认为，只要政企分开，就可解决目前的低效率问题。就大型国有企业而言，所有制问题是作为所有权的实现和实行的结构问题来处理的。例如现代公司制度改革，也就是试图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并不涉及国有资产的性质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目前还在深入探索。例如，对国有企业投资多元化的改革，可以说，也是对所有制改革，但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适当引入多种所有制。至于机制问题，即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就民营企业而言，比较清楚，民营企业法人能自主地决定企业的目标，市场对它们起到了
配置的基础作用。就现状而言，民营企业的利益驱动力相对比较简单，尽管一些民营企业家也提到社会责任等，但他们牢牢把握的仍然是利润目标利益驱动。至于国有企业，则有分配结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完全是利润，还有意识形态、人事关系方面的制约，比较复杂。但与过去不同，功利层面、利润责任突现出来了，被肯定了。
利润动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已经史无前例地得到了正名。即便在今天所谓负面影响严重之时，笔者仍然认为应当予以肯定。但撇开中国国情，就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看，唯功利动机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局限性已成为国际经济伦理学界的共识。因此，即便在我们致力于确立市场经济时，仍应清醒地看到它们的问题。例如，用功利动机处理经济关系，甚至置金钱关系于其他关系之上，不仅使人们得出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金钱关系和相互利用关系，人间真情越来越少"的失落感，而且还破坏、摈弃了人们之间应有的公民关系、朋友关系等。此外，无形的市场之手有一个大弱点，就是它奖励的是成功，不是优秀，至少短期如此。它不考虑是谁做的，如何做的。尽管只有市场才能够较好地完成 配置，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存在这种弱点，就为不诚信留下了空子。当然，这只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形。但问题是，历史已经到了21世纪。
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一种拓宽的经济概念：经济不是拥有自己律则的自外于社会其他环节的生活层面，而是一种拓宽的机制概念：利润动机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其他目标与利润一起影响经济行为，有时可作为反映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的约束而工作，利润最大化可能从属于这些约束而起作用。因此，文化、伦理等都可引入经济模式中。因此对经济模式、组织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甚至人性论、哲学、伦理学等都做了修正。总起来说，他们仍然承认理性、计算，也诉诸契约、肯定私利，这些，如福山所说，只占80%，同时也认识到关系、友谊、德性、文化、习惯、责任、义务、奉献、敬业精神等所谓前现代或传统的作用、合理性，注意到繁荣和竞争力的根源不是单单理性计算。这是他们利用全球化机会对历史经验的发展。
就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过程：才、知、利、能等现代取向在增长。这些在中西文化论战时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被当时中国人"拿来"的因素，今天已经从我们的改革中，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中生出了。现在则到了关键时刻。转向哪里？唯利润、不讲诚信、丛林行径？这实际上是在重蹈西方的覆辙。这些在国际商务伦理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的当代已经行不通了。例如，除WTO原则和规则外，还有国际经济伦理协议，如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9个国家通过的禁止对外国官员行贿协议，欧盟成员国关于不得对基于腐败惯例之上的生意投资的规定。还有许多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刊物经常发表各国伦理状况排名表，以此影响和制约国际投资的流向。因此对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转向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伦理。就我国而言，转向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不讲利益、利润，只讲奉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上所述，新的价值取向已经从改革中、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中生出了，而且，例如利润动机已经开始作为我们的"社会机构"而起作用了。因此，我们在现在的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中可能趋向的选择是：借鉴或者共享当代经济伦理成果，发挥后发优势。这并非要否定利润、自利价值取向，而是要进行合理的限制，如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狄乔治所总结的："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当前要注意纠正如下误解：1)以为西方企业就是只讲利润，不讲责任，也因此反对讲伦理，将已经过时的西方机制概念搬来，所谓"商场如战场，使用任何计谋都是无可非议的"。认为全球市场竞争就是"与狼共舞"，不知道伦理品行已经是这些跨国兵团的竞争力所在。2)当然，也要注意防止这样的偏向：一讲伦理，就要否定利润取向、功利动机，因而回到过去只顾道德的理想性、不关心人们实际利益的老路上。从历史和全球经济发展要求看，已经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方面保存了我国社会迄今仍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也为新道德因素的生长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此是符合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只有把握传统并将它转化为现代的构成材料，文化因而市场经济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力。我国从业者和理论研究者可进而考虑如何在这种基本趋势下、在这种基本框架中，发展我们的驱动力理论和实践形式。
（作者系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利润动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已经史无前例地得到了正名。即便在今天所谓负面影响严重之时，笔者仍然认为应当予以肯定。但撇开中国国情，就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看，唯功利动机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局限性已成为国际经济伦理学界的共识。因此，即便在我们致力于确立市场经济时，仍应清醒地看到它们的问题。例如，用功利动机处理经济关系，甚至置金钱关系于其他关系之上，不仅使人们得出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金钱关系和相互利用关系，人间真情越来越少"的失落感，而且还破坏、摈弃了人们之间应有的公民关系、朋友关系等。此外，无形的市场之手有一个大弱点，就是它奖励的是成功，不是优秀，至少短期如此。它不考虑是谁做的，如何做的。尽管只有市场才能够较好地完成 配置，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存在这种弱点，就为不诚信留下了空子。当然，这只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形。但问题是，历史已经到了21世纪。
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一种拓宽的经济概念：经济不是拥有自己律则的自外于社会其他环节的生活层面，而是一种拓宽的机制概念：利润动机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其他目标与利润一起影响经济行为，有时可作为反映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的约束而工作，利润最大化可能从属于这些约束而起作用。因此，文化、伦理等都可引入经济模式中。因此对经济模式、组织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甚至人性论、哲学、伦理学等都做了修正。总起来说，他们仍然承认理性、计算，也诉诸契约、肯定私利，这些，如福山所说，只占80%，同时也认识到关系、友谊、德性、文化、习惯、责任、义务、奉献、敬业精神等所谓前现代或传统的作用、合理性，注意到繁荣和竞争力的根源不是单单理性计算。这是他们利用全球化机会对历史经验的发展。
就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过程：才、知、利、能等现代取向在增长。这些在中西文化论战时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被当时中国人"拿来"的因素，今天已经从我们的改革中，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中生出了。现在则到了关键时刻。转向哪里？唯利润、不讲诚信、丛林行径？这实际上是在重蹈西方的覆辙。这些在国际商务伦理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的当代已经行不通了。例如，除WTO原则和规则外，还有国际经济伦理协议，如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9个国家通过的禁止对外国官员行贿协议，欧盟成员国关于不得对基于腐败惯例之上的生意投资的规定。还有许多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刊物经常发表各国伦理状况排名表，以此影响和制约国际投资的流向。因此对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转向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伦理。就我国而言，转向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不讲利益、利润，只讲奉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上所述，新的价值取向已经从改革中、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中生出了，而且，例如利润动机已经开始作为我们的"社会机构"而起作用了。因此，我们在现在的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中可能趋向的选择是：借鉴或者共享当代经济伦理成果，发挥后发优势。这并非要否定利润、自利价值取向，而是要进行合理的限制，如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狄乔治所总结的："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当前要注意纠正如下误解：1)以为西方企业就是只讲利润，不讲责任，也因此反对讲伦理，将已经过时的西方机制概念搬来，所谓"商场如战场，使用任何计谋都是无可非议的"。认为全球市场竞争就是"与狼共舞"，不知道伦理品行已经是这些跨国兵团的竞争力所在。2)当然，也要注意防止这样的偏向：一讲伦理，就要否定利润取向、功利动机，因而回到过去只顾道德的理想性、不关心人们实际利益的老路上。从历史和全球经济发展要求看，已经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方面保存了我国社会迄今仍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也为新道德因素的生长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此是符合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只有把握传统并将它转化为现代的构成材料，文化因而市场经济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力。我国从业者和理论研究者可进而考虑如何在这种基本趋势下、在这种基本框架中，发展我们的驱动力理论和实践形式。
（作者系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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