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那样对全球社会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并把文化冲突、人权和公正、危机和整合等所有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都显现了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及其所蕴涵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艾滋病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动摇着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及其相关范式。当艾滋病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变为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时，对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研究也必然要超越医学和流行病学的视角，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20年来，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报告数不断攀升。艾滋病的迅猛增长使得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艾滋病具有了全球性涵义。中国能否成功消除艾滋病危机，不仅关系到人民安康和社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声望以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如果国家再不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社会预防模式，中国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构成巨大威胁。
研究发现，在任何国家，无论采用何种社会预防模式，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即：凡是建立在传统公共卫生管理框架中以强制控制手段和居高临下的政府管理者形式建构的社会预防模式，由于缺乏主体对象（感染者、患者和边缘化、易受伤害人群）的信任与合作，结果往往无效；而所有以“对人的关注”为出发点建构的社会预防模式，由于重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之间的合作，重视跨学科的艾滋病研究成果，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产生效果。
中国要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必须改变策略，建构一个结构简单、功能健全、国家-公民社会-国际社会有效合作的模式。这一模式对传统的公共卫生控制理念是一种挑战，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所普遍面临的一种治道变革。
但是，要建构这一模式，还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以下问题：
1.打破“限制结社”的管理思路，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在管理社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日趋增强。为保证宪法的公信力，政府有必要打破“限制结社“的做法，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扩大政府支持下的艾滋病民间组织的行动空间。这是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2. 从制度层面为交叉学科提供研究平台，促进社会科学应对艾滋病的努力。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以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艾滋病的社会预防中发挥着独到的作用。“在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 ”但是，要消除中国的艾滋病危机，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不够的。作为关系人类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国家应当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题设计中，打破单一学科的隔离性招标方式，用新思维、新方法凸显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地位，从制度层面为交叉学科提供研究平台。
3. 设立国家和地方传染病基金制度，从容应对公共卫生的更大挑战。在中国，随着各种新型传染病的不断出现，国家公共卫生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要避免国家公共卫生陷入各种可能危机，从容应对更大挑战，国家和地方必须尽快设立传染病基金制度，鼓励民间捐赠。这不仅是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防治的需要，也是促进政府与民间合作管理社会的重要条件。
在艾滋病问题上，将基金制度纳入社会预防模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明显的。
第一， 基金制度可以为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第二，基金制度可以通过项目形式整合国家和社会各界抵御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的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扩大公民社会的责任空间，形成政府和民间合作管理社会的格局。第三，由于资金分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变化调整，因此不仅能避免体制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被动工作状态，也能避免国内外资金的不合理投入和不规范使用。第四，基金制度不但可以在中国应对艾滋病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成为中国应对其他传染病的制度保障，增强对新型传染病的应急能力。第五，通过基金开展的项目评估和考核，由于不涉及部门官员的晋升或降职，可以最大透明度地接受舆论监督。这样，政府、研究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就能形成紧密的互动合作关系，在减少艾滋病对中国和人类危害的同时，推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科学、合理、有效的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方法借鉴的问题，也不是一种领导思路和决策智慧的产物，而是一种体制创新的尝试，是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观念走向进步的综合表现，也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事务中赢得信任和尊重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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